《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和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说明军礼在国家礼仪中十分重要。据说周代军礼有五方面：“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伍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周礼·春官·大宗伯》）究竟其礼仪的细节如何，已无具体史料可确考。
春秋时代由于军事活动频繁，军礼常行不衰，见于记载的主要有校阅、蒐狩、出师、乞师、致师、献捷、献俘等形式。
（一） 校阅
校阅即整顿、训练和检阅军队。《春秋》庄公八年：“春，甲午，治兵。”《穀梁传》：“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习战也。”
《国语·齐语》：“管子作内政而寄军令，制三军：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它说明了春秋时齐国整训军队的礼仪概况。
检阅军队谓之“大阅”。《春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左传》：“简车马也。”记载了公元前706年秋，鲁桓公举行盛大的阅兵，检阅战车和驾车的马匹。由于检阅和整训军队不能完全分开，所以有时检阅也叫治兵，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晋国为了显示他的盟主权威，“治兵于邾南”，以载甲士的战车四千乘列队向各国示威。
在整顿、训练军队时往往以军纪处罚官兵。《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终日而毕，鞭七人，贯（箭穿）三人耳。”
（二） 蒐狩和田猎
军队在振旅、检阅之后，要举行“蒐田”。一说春天打猎叫蒐；一说蒐即搜，田即打猎。这是古代有组织的大规模田猎，它是从原始的集体打猎习俗演变而来的实战演习。这种打猎兼演习的军训，每年四季都要进行，所以《左传》隐公五年说：“春蒐、夏苗、秋狝、冬狩。”《公羊传》桓公四年也说：“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虽然说法不一，但蒐、狩、苗、狝都是指田猎。
蒐狩在春秋时代是各国常行的军礼，在《春秋》、《左传》、《国语》等史籍中屡有记载。《春秋》：“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禚。”“僖公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昭公八年，秋，蒐于红。”“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间。”“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十四年，秋，大蒐于比蒲。”“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国语·周语》：“王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
蒐狩礼仪的具体情况，《穀梁传》昭公八年作了叙述。其文说：“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艾兰（香草）以为防（猎田界限），置旃（旌旗）以为辕门，以葛（毛布）覆质（砧板）以为（门桩），流旁握（车轴距门四寸），御（挂）者不得入，车轨尘，马候蹄，掩禽旅，御者不失其驰，然后射者能中。过防弗逐，不从奔之道也。（获取的禽兽）面伤不献，不成禽不献，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官。”
据说大蒐在西周仅是天子的礼仪，但到春秋时鲁等诸侯都僭用了此礼，屡行大蒐。在蒐狩中也不完全遵守原礼仪。如《春秋》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杜预说：“焚，火田也。”孔颖达曰：“火田，明为田猎，不言蒐狩者，以火田非蒐狩之法，直书其焚，以讥其尽物尔。”同样，《左传》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掌田猎之官）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
在振旅、蒐狩等礼中还穿插很多祭祀的礼节。如事前要占卜，到祖庙中祭神主，择吉日、定方向和地点。田狩前要举行貉祭，打猎之后，将所获禽兽进献祭神。春时祭社，夏时享礿（祭祖先），秋时祀祊（四方之神），冬时祭郊（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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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师、乞师、致师
出师是天子或诸侯率领军队出征。按西周礼仪，出征前要到太庙举行祭祀，由太卜进行占卜，以测出兵的凶吉。在太庙军士接受出征的盔甲和武器，奉迎神主或社主。由太祝进行祷告，祈求保佑出师取得胜利。此时要杀牲祭祀，用牲血涂在神主、兵器和鼓上，官兵分食祭祀的肉，即“受脤”。召集军众时，建立太常旗，核校报到的人数，诛杀迟到的人，然后出征。《诗经·大雅·常武》就是描写周宣王出征伐徐的场面。
春秋时代基本上沿袭了西周的出师礼仪。《左传》隐公十一年：“郑伯将伐许，五月，申辰，授兵于太宫。”林尧叟说：“太宫，郑祖庙也，盖授兵车于祖庙也。凡出师，必告于祖，而奉迁庙之主以行。”《左传》成公十五年：“成子受脤于社。”《左传》定公四年：“卫祝佗曰：‘君以军行，祓社衅鼓（以血涂鼓），祝奉以从。”真德秀注：“古礼，天子亲征，必奉庙主、社主从军而行。有功，则赏于庙主前，不用命，则戮于社主前，示不专也。”
乞师，是请求他国出师。春秋时战事不断，各国间互相征讨，为了战胜敌方，往往求他国出兵助战，因此乞师之事不乏记载。乞师一般先派大臣到所在国相求，具体有些什么仪式没有明确的记载。《左传》定公四年具体叙述了楚申包胥至秦乞师事，开始秦襄公不肯出兵，申包胥“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这可能是特殊情况，哭求七日夜，并行九顿首大礼，但可说明乞师也是重要的军事外交礼仪。
致师，即敌对双方对阵时，先以勇敢之士向对方攻击或单车挑战。《左传》宣公十二年郑玄注：“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仗勇力之士犯敌焉。”杜注：“单车挑战。”《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郑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这是以致师的方法引诱敌军进入埋伏圈。《左传》宣公十二年更具体地叙述了致师的过程，其文说：“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至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由此可见致师是军队接战时的一种礼仪，究竟如何具体进行，到春秋时已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三人都按照各自听说的做法去行致师礼。
（四） 献捷、献俘和人祭
军队打仗班师回国，要祭告宗庙和社神，并举行献捷、献俘的仪式。献捷是得胜而归，向宗庙社稷进献所得的战利品。《穀梁传》僖公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来献捷；捷，军得也。”西周的献捷只是诸侯和大臣征讨四方夷狄，向天子奉献的礼仪，中原诸侯之间不能互相献捷，所以鲁庄公时，齐侯向鲁国献俘获的戎人战利品被认为是不合周礼的（《春秋》庄公三十一年）。但是春秋时此制逐渐被打破，各国除了向本国社庙进献外，还要向周或大国献捷。《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来（鲁）献捷。”《左传》成公二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成公三年：“春，诸侯伐郑。……（郑）败诸丘舆、皇戌如楚献捷。”襄公二十五年：“郑伐陈，入之。子产献捷于晋。”
献捷礼仪的服饰，各国有传统的规定。《左传》成公二年载郑国子产向晋献捷，穿着军服处理事务，晋国人问为什么要穿上军服，子产回答说：我们先君武公、庄公做平王、桓王的卿士。城濮之战时，晋文公命令我国文公穿着军服，就是因为不敢废弃天子的命令。由此可见献捷所穿服装有一定规定，像郑国须穿军服，其他国家如何尚难确知。
献俘是献捷礼中的主要内容，将俘获的敌军将士或被杀敌军士的馘（左耳）献祭庙社。献俘的礼仪很隆重，军队要排列队伍，年长者在前，年少者在后，高奏军乐进入太庙，报告俘虏和杀死敌人的数字，并置酒犒赏。《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五月，丁未，晋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相）王，用平（王）礼也。”“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主，大赏，征会，讨贰（三心二意者），民于是大服。”杜预注：“献楚俘于庙。”林尧叟注：“入曰振旅，整行列也。长者在前，少者在后，殿师之义也。军乐曰恺，师出有功，则恺歌入国，以献于社。授，数也，数所截耳馘。”
献俘礼中，有时将被俘的敌方首领当场杀戮以祭祀，所谓“用人”，也就是人祭（人牲）。春秋时人牲已遭反对，但在各国献俘礼中时有出现。《春秋》僖公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晋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己酉，邾人执鄫子用之。”《左传》昭公十年：“秋七月，（鲁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亳社亦称殷社，周告诫诸侯以殷亡国为鉴戒而设的社）。”《春秋》昭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师灭蔡，执蔡世子有以归，用之。”杜预：“杀人以祭山。”《管子·揆度》：“《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者，杀其身以衅其社。’”就是以人血涂鼓。《史记·秦本纪》：“（秦）缪（穆）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从考古资料来看，春秋时以俘祭社的礼仪尚存在，如山西侯马社祭遗址的祭祀坑中有人牲一例5。除了献俘祭祀用人牲外，其他祭祀中也有以人相祭。如《左传》僖公廿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者。”楚都纪南城南垣水门木构建筑的北端奠基坑内也发现人骨一具，说明是奠房基的人牲6。由史料记载可看出，春秋时人牲的对象虽然不完全一样，但主要是俘虏。
在出师不利回国时，军士要行丧礼，穿丧服，送神主归宗庙祭祀，国君要亲自吊问牺牲将士的家属，慰问受伤的将士。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秦军将士在殽山遭晋军伏击失败，被俘后释放而归，秦穆公穿着丧服住在郊外，对着回来的将士号哭，主动承担责任，并且不撤换主将，以稳定军心。当然这是例外，多数情况是失师后要对主要将帅加以惩处。如城濮之战，楚败后，在回军的路上楚王就逼主帅子玉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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