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巫术活动与抵制迷信的言行

《说文解字》：“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巫师运用舞蹈等形式和祈祷、祭祀、占卜、降神、禁咒等手法，以达到与神鬼相沟通，为氏族部落成员祈求安乐、祷告丰收、祝事吉利、消灾去疾、驱鬼逐妖。中国夏商周以来巫术盛行，至春秋时各国广泛沿袭。对天地、自然神的崇拜和祭祀与巫术密切结合，甚至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也离不开巫师们的参与定夺。因此在春秋各国，像商周一样，巫史和祝卜之官在政权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国君们重要的顾问官吏。楚有卜尹，周有卜正，梁有卜招父，秦有卜徒父，晋有卜偃、巫皋，鲁有卜楚丘，均是各国重要的卜筮之长。

春秋各国均信巫术，但各国的虔诚程度不同，中原地区尤以陈国特别盛行。《汉书·地理志》讲到陈国时说：其“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陈诗曰：‘坎其击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鹭羽’。又曰：‘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风也。”《诗经》中的《宛丘》、《东门之枌》正是描写陈国男女们聚会击鼓，手持羽毛跳着巫舞的场面，说明陈国巫风遍行。有的国家还有特殊的巫儿制度。如齐国“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齐襄公规定民家长女不能出嫁，充当“巫儿”，主持家祠，这种巫师制度，自春秋时代一直沿袭至汉代，反映出齐国巫术之风非常普遍，持续时间也相当长久。

与中原相比，南方楚、越等国迷信巫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汉书·地理志》说楚国“信巫鬼，重淫祀”。西周初年，楚君熊绎就“桃弧棘矢以共王事”，也就是用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贡奉周天子以除邪驱灾。熊绎本人也兼大巫之称。由于民间巫者众多，为了区分，楚国男巫师叫“觋”，女的叫“巫”（《国语·楚语》）。由于楚巫闻名，各国都特请其来本国行巫术。如齐景公专请楚巫微来祭五帝。景公见到楚巫，叩头于地，令百官供给其斋戒用的物品，送其至住所，非常恭敬（《晏子春秋·第十四》）。楚国虔信巫术，所以在楚君继承人和军队将帅的选定上都以枚卜（候选人按顺序行卜）来决定。如前述楚共王选择其继承人就以枚卜来决定。又如公元前478年，楚发生白公之乱，陈国乘机攻楚，楚惠王以枚卜决定统帅，公孙朝得吉兆而当选。楚人相信鬼巫的情况也反映在他们的墓葬中。在湖北、湖南、河南等地的楚墓中，都出土了大量的“镇墓兽”，成为楚墓有别于他国墓葬的一个特征，镇墓兽的作用是辟邪驱鬼，它的普遍采用是楚人深信鬼神巫术的标志。同样，越国也相信鬼巫，《吕氏春秋·安死》说：“荆人畏鬼，而越人信（吉凶灾祥）。”仅《越绝书》中就记载了三处重要巫官冢祠的遗迹，说明巫祠在越国相当普遍。

巫术中的卜筮在春秋时代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卜是以兽骨龟甲占卜，筮是以蓍草占卦。《春秋》和《左传》中记载晋、楚、秦、鲁、齐、卫、郑、吴等国的卜筮之事有三十多次，战争、祭祀、立储、立夫人、嫁女、出使、生病、选太子奶娘、选车右、生子女、预料子女未来命运等都要占卜问筮。其中占卜数量最多的是预卜战争的胜负和祭祀的吉凶。当时战争和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往往要靠卜筮来决定，这表明卜筮在国家决策中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公元前525年，吴国攻打楚国，第一次占卜不吉利，不敢出战；第二次占卜吉利，才坚决进攻。又如公元前597年，楚军包围郑国十七天，郑国面临绝境，想求和，但占卜不吉利，不敢去求和。最后终于被楚军攻破，郑几乎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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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日月、占星相也是春秋时代巫术的重要方面。对日、月食的祭祀以及对星辰的观察和祭祀，都是祝巫的主要职能。尤其突出的是公元前524年冬，在“大火星”边出现彗星，引起很多国家的恐慌。郑国的裨竈向子产预言宋、卫、陈、郑四国要同时发生火灾。第二年夏，“大火星”开始在黄昏时出现，四国相继发生火灾。郑祝史在都城北面筑祭坛，向火神、水神祭祷，又在四城祈祝。宋和卫国也都这样做（《左传》昭公十八年）。这次禳灾成为中原最大的一次巫术活动。

巫术迷信虽然在春秋时代弥漫各国，但由于社会的大变动，在思想领域中唯物主义思想抬头，一些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已不太相信卜筮星相等迷信活动。其中突出的人物是郑国的子产和齐国的晏婴。公元前524年彗星出现时，裨竈对子产说郑将发生大火，如果用瓘斝玉瓒祭神即可免灾，子产不同意。次年“大火星”出现后，四国发生火灾，裨竈又说郑国还要发生火灾，郑人请求采纳裨竈的话，子产仍不同意，子太叔也劝子产不要舍不得献祭宝物，子产回答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不信裨竈的话，也不给玉瓒，后来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晏婴更是一再抵制巫觋迷信。齐景公时遇大旱，景公想祭灵山河伯求雨，晏婴反对，认为这样没有好处，他建议景公离开宫室，在露天居住，与灵山河伯共为干旱忧虑，也许能下雨，景公照此做后，过了三天就下雨了。齐景公在大臣裔款引诱下，专请楚国巫者来齐斋戒，晏婴听到后就去见景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景公说：我想请五帝之神来帮助我，以便让我的道德彰明，神灵将降福给我。晏婴指出，古代称王的是因为道德淳厚，胸怀广博，与上天同德，与四时相符，才成为英明神圣的君主，才得到诸侯的爱戴和百姓的归附，而不是主要靠任用巫者，祈求神灵来帮助自己（《晏子春秋·内谏上》）。齐景公在晏婴的直谏下，将楚巫送到东海，拘捕了裔款。由上可见，子产和晏婴并非无神论者，也不是完全不相信鬼神迷信，但他们在处理事情上更重视人事，强调君主自我完善道德修养，治理好民政，才是首要的事情。这种精神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子产和晏婴应该是春秋时代先进思想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