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祭天礼仪及天命观

根据甲骨卜辞来看，商代出现了“天”和“上帝”的概念，《尚书·汤誓》等篇也反映了对天的信仰。西周时对上帝的崇拜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种种“天命”的理论，将地上发生的事情及结果都归之于上帝的意旨。至春秋时代继承了商周对天和上帝的信仰，各国保持了祭祀天的郊、封禅等礼仪。

相信天仍是春秋时代统治者们的主导思想。他们相信政权的更迭，国家的兴亡，以至个人的祸福，均是天决定的。《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郑国大夫们讨论政权归属问题的一段对话，充分说明人们思想中的天命观。公元前544年，郑国伯有掌政不力，政局动荡，统治者中酝酿由谁来接政的事。“（郑大夫）然明曰：‘政将焉往?’裨谌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之。天祸郑久矣，其必使子产息之，乃犹可以戾，不然，将亡矣。’”郑大夫裨谌认为只有子产上台执政才能使郑国安定，这是天意，否则郑国将灭亡。裨谌的这段话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统治者的虔信天的思想。类似的话在《左传》中更是常见，如“天祸晋国”、“天祸鲁国”、“天祸卫国”、“天将弃蔡以雍楚”、“天败楚也”、“天救之也”、“天将兴之”、“天去其疾矣”、“天可逃乎”、“天赐也”等。总之，春秋时人们将人间的一切祸福灾异均归之于天，由此可知天命论仍是春秋时代的统治思想。

正因为人们相信天，因此也重视对天的祭祀。祭天的礼仪主要有“郊”祀、“封禅”和“雩”祭。所谓郊祀，据《史记·封禅书》称：“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故曰郊。”这个礼仪究竟从何时开始，难以考证，但最迟在西周已存在。《诗经·周颂·昊天有成命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汉书·郊祀志》载：“昔者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雒（洛）邑，由此观之，天随王者所居而飨之，可见也。”《尚书·召诰》：“周公朝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也就是说以天子所居住的都城郊外作为祭天地的场所。祭祀的时间，据《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杜预说：“启蛰，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左传》襄公七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可见，一般郊祀天应在春耕之前，祭时要以骍（赤色牛）作祭品，演奏黄钟之乐。祭天是天子的礼仪，配以自己的祖先共祀。但是由于世系的特殊地位，使得诸侯中的杞、宋等国也可以进行郊祀。孔子说：“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宋也。”（《礼记·礼运》）鲁国是周公的后代，周公有大功于周，所以“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史记·鲁周公世家》）。这说明鲁、杞、宋等国行郊礼，只能使用天子的礼乐，并非有郊祀天的权利。但到了春秋时，仅《春秋》中就有十次鲁国行郊祀的记载，虽记的是不正常的郊祀，但反映出郊祀是鲁国常行之礼。所以孔子认为：“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记·礼运》）

春秋时除鲁、杞、宋等国外，其他诸侯也僭用祭天之礼。如秦襄公作西畤，祭白帝；秦文公作鄜畤，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祭青帝。又如齐国祀典有八神，其中就有天主，都是祭上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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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的另一种隆重礼仪是天子到泰山去举行封禅大典。关于封禅有很古的传说，据说凡是受命的天子都要登泰山筑坛祭天，谓之“封”；在泰山下的小山祭地，名之“禅”。《史记·封禅书》中保存了可能是对封禅之事的最早记载。《管子·封禅》载传说春秋以前举行封禅的有七十二代帝王，从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到周成王。齐桓公称霸时，会诸侯于葵丘，想举行封禅之礼，管仲当即反对，认为以前帝王封禅，是在嘉谷生、凤凰麒麟来等十五种祥瑞出现之后才能举行，现在没有这些瑞象，怎么可以举行。齐桓公感到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福分，只好作罢。由此可见春秋时代尚未具备举行此礼仪的客观条件，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得以实现¹。

雩，是祭天求雨的一种特殊祭祀，雩礼有两种，一种是夏正四月，苍龙角亢二宿（龙星）出现时举行祭祀，预为庄稼祈雨，所谓“常雩”。另一种是遇到旱灾而求雨的非常雩祭。这种祭祀一般也应该由天子举行，称为“大雩”，但周成王赐鲁国也可以举行大雩祭天。《春秋》中记述了鲁国的非常大雩，自鲁桓公五年至鲁定公元年，共二十一次，其中大多是因旱灾而举行的。《春秋》虽只记了非常雩祭，但由此推断常雩的礼仪在春秋时代继续保持着。除天子外，各国诸侯遇到旱灾也可以举行雩祭，但只能在本国境内祭山川以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