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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拉开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序幕。孔子言及曾见过百二十国《春秋》,墨子也曾谓“吾见百国春秋”,说明修撰国史是当时的普遍情况。在时间上,本书反映鲁国历史的一部分,后世所称“春秋时代”,即以书中截取鲁史的时限而得名。在价值上,它是春秋时代史事的基本信实的原始记录。《春秋》一书对于后代影响深远,因为它是春秋时代众多的国史中硕果仅存的一部,两千多年来一直备受重视。

春秋史: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

一、 史学的开创

我国的历史学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夏、商、西周就已有专职的史官,而且他们的分工很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拉开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序幕。许多诸侯国,如周、鲁、宋、吴、越、齐等,都有了明确的纪年,由诸侯国专修的国史开始在各国出现。周王朝和各国所记编年史,以年有四时,时书春夏秋冬而通称《春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孔子言及曾见过百二十国《春秋》,墨子也曾谓“吾见百国春秋”,说明修撰国史是当时的普遍情况。但这一时期史官所修的史籍,大部分是朴素的史实记录,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尚未形成一定的史学观点和方法,算不上系统、完备的史学著作。

我国传统的史学,是从春秋末年据传为孔子编订的《春秋》一书开始的。

《春秋》,又称《春秋经》,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原本单行,《汉书·艺文志》著录《春秋古经》十二篇和《春秋经》十一卷。晋杜预将《春秋》与《左传》合刊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刊定石经,经文载于“春秋三传”各传之前。宋以后列入《十三经》。该书刻本仅清阮元校勘所据宋代刻本即达八种之多,现行的通行本为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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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计242年事。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在时间上,本书反映鲁国历史的一部分,后世所称“春秋时代”,即以书中截取鲁史的时限而得名。“春秋三传”所载经文,《公羊传》、《穀梁传》二书皆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左传》则补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称《续经》。《春秋》记事形式,“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凡一年以下标出四时,每年之始在时、月之间加一“王”字,日书干支,按年、时、月、日记事。全书16000余字,分条记录,每年记录数条至十数条,各条中最长者47字,最短者仅一字。本书内容,据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的分类,共有“侵伐”272例,“朝聘”154例,“会盟”198例,“杂事”217例,均是当时鲁国国君及史官认为应书于简册的史事,以及周王室与其他诸侯国正式向鲁国通报的史事。其中大多记政治军事外交活动,“杂事”则有祭祀、婚丧、城筑、搜狩和田赋等记载,还有日月食地震、虫灾、水旱、陨石等自然现象的记录。在价值上,它是春秋时代史事的基本信实的原始记录。书中所载该时期各诸侯国征战、弑杀、结盟、联姻等方面的史实及线索,是研究春秋史不可缺少的材料。有关经济状况的记载,如宣公十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成公元年“作丘甲”等条,透露了当时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变革的信息,极富价值。所载天文现象,除有个别误记或存在错简之外,多数准确无误,如全书载日食36次,其中33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断完全相同;发生于庄公七年(前687年)的“星陨如雨”和文公十四年(前613年)的有“星孛入于北斗”两条材料,是世界上关于天琴星座流星雨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书中反映的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逐年“灾变”情况,是这一时期自然史方面的唯一记录,为研究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灾害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可见,《春秋》一书并非像宋代王安石所讲是“断栏朝报”,也不同于专门汇辑“典谟诰命”的《尚书》,而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系统记事的历史文献。

但《春秋》记事过于简约,所记事件往往不相联属,同时也不记录诸事原委。该书中最长的一条记载出现于定公四年,原文是:“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此条中除记诸侯之名以外,叙述事件过程的不过数字,更未说明“侵楚”的原因和结果。最短的条目仅一字,如隐公八年只记一个“螟”字,指的是虫灾,但未说明灾害的程度和范围。综观全书,《春秋》本文并无什么深奥的意义,只具有古简略书的特点。

《春秋》一书对于后代影响深远,因为它是春秋时代众多的国史中硕果仅存的一部,两千多年来一直备受重视。唐代刘知幾称此书“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故能弥历千载,而其书独行”13。就《春秋》保存史实、开创体例的重大意义而言,此说甚为允当。但自从它被列入儒家经典,它的特殊而简短的记事方式被当成不同寻常的“微言大义”之后,它的影响就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历代探求《春秋》有着复杂而深奥的背景,皆是想利用此书的政治伦理原则为现实服务。此种用意很早就被识透,郑樵指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14。《春秋》本是一部史书,自有其褒贬和书例,书中用语上的一些区别,如“侵”与“伐”、“弑”与“杀”、“薨”与“卒”等,是当时等级制度的反映,也多少体现了史官的观念。用比较精练而规范的语言记载排纂历史事件,这是《春秋》为后来的历史学家如何修史所开创的一个典范,“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就是《春秋》最重要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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