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先秦道家的创始人。关于老子其人及其生平、生活年代，历来都有争论。有的说他即是太史儋，也有的说是老莱子，但较多的学者认为他就是春秋时代的李耳。李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或老耽，生卒年月不详，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鹿邑东）人，曾任西周守藏室的史官。《吕氏春秋》曰：“孔子学于老聃”，《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也说孔子“将问礼于老子”，据此推测其生活年代稍早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2老子晚年因见周政日衰，遂出关退隐，潜心著述，“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我国古代的哲学著作《老子》一书，据传即出于其手。
有关《老子》的写成年代，学术界历来意见不一，概言之，有三种观点：一是以马叙伦、郭沫若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春秋成书说；二是以梁启超、冯友兰、范文澜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战国成书说；三是顾颉刚等认为此书当成于秦汉之间3。我们今天看来，当以第一说为妥。早在西汉时司马迁就认为，成书于战国时的《庄子》一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魏晋以后，向秀、郭象辈大倡庄学玄风，《庄子》书才与《老子》书并为道家所宗，“老庄”也得以并称。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楚墓葬中出土了竹简本《老子》，比马王堆帛书本《老子》要早一百二三十年。根据抄写年代应早于墓葬年代推论，简本《老子》的传抄约在战国中期或更早。而推断它的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年间。这一考古发现，从实物上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无论就时间或内容而言，《老子》作为道家思想宗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由于古人之书常为弟子门人所损益，因此窜入若干新见，或留下一些后世的信息，是古代文献的常情。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主体结构的时代性。《老子》成书后，经后世的流传、附益，因而带有后代的某些特征，也是十分正常的。
《老子》一书的版本，就目前已发现的而言共有三种，一是传世的文献本（下称今本）；二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两种帛书本；三是1993年冬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出土的甲、乙、丙三组竹简本（下称简本）。第一、二种版本内容上没有根本性区别，仅在具体篇目的排列顺序上有所不同。今本的《道经》（上篇，第一至三十七章）在前，《德经》（下篇，第三十八至八十一章）在后，而马王堆的帛书本均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次序正好相反。简本三组现存2046字，约为今本的五分之二。它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相同，但不分《德经》和《道经》，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分见于今本《老子》的三十一章，其内容有的相当于今本的全章，有的相当于该章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简本甲、乙、丙三组只有个别段落相同，基本上互不重复。从词义上看，简本丙组更接近帛书本，甲组则与帛书本相去较远。简本的思想内容在一些关键性字句上与今本、帛书本有相当大的差别，这为我们研究春秋时代道家早期思想提供了新的资料。
（二） 简本《老子》的思想
1． 老子认为“道”是整个事物的基础和核心。简本《老子》甲组：“有道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老子将“道”看作先天地而生的天下之母，也是最大的，这与今本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将“道”作为至高无上并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简本甲组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又以天、地、人效法的“道”归之效法自然，进一步说明自然才是“道”的本质。这种以自然来说明万物的观点应是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
2． 简本《老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将一切现象都看作对立统一的。甲组：“有亡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老子认为无论有和无、难和易、长和短、高和低、音和声、先和后都是相对的，有了前者，才有后者，没有后者，也就没有前者，任何现象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3． 政治上老子主张统治者应“清静”、“无为”、“无欲”、“不争”。简本甲组：“是以圣人亡为故亡败，亡执故亡失。”“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而民自富，我亡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罪莫乎甚欲，咎莫憯乎欲得，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
上述思想简本和今本基本相同，与今本相异处有下列四大方面：
1． 老子的尚仁、贵慈思想
长期以来，学术界依据今本《老子》的某些文句一直认为道家是反对儒家仁义思想的。后世儒家曲解老子为反伦理主义者，部分原因也由于今本含有一些招致误解之处。如今本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这种说法导致学术界出现两种相当普遍的解释：一是认为这是老子对儒家仁义学说的批判与否定；二是其针对孔墨或孔孟的崇尚仁义所提出的反命题。郭店简本《老子》的出土，改变了这种认识。它既体现了春秋晚期儒道关系的现实，也反映了老子思想的真实面貌。今本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在简本中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这种说法丝毫没有反对仁义的意思。
在伦理道德重建方面，老子提出三宝说：慈、俭、不争。在今本与简本中都提到了孝慈的概念，但两者的含义却大相径庭。
简本（丙组）：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有正臣。
今本（王弼）：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今本的“智慧出，有大伪”导致“仁义”与“大伪”等齐，从而得出老子贬抑仁义的解释。简本原意是仁义本在大道中——自然和谐地融合在大道中。从简本的语境、意义看，得不出老子排斥“仁义”或“孝慈”的观点。“智慧出，有大伪”以及“绝仁弃义”的说法，是庄子后学在特定的思想气氛中所增饰。
2． 老子思想中的尚中思想
以往学者多认为儒家讲中而忽视道家也尚中。简本《老子》甲组相当于今本第十六章首句的原文为：“致虚，恒也；守中，笃也。”体现了老子的尚中思想。与儒家之“中”所表示的不偏不倚、不趋极端相比，道家的“中”多指淳和心境，道家后学庄子在这基础上提出了“养中”之说，发扬了道家的中和之道4。
3． 宇宙生成论“有”与“无”的关系
“有”与“无”是老子宇宙论中的一对哲学范畴，今本与简本都论到了这对相成相反的概念，但意义有极大出入。今本《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简本则作：“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虽一字之差，但在哲学解释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差别。从老子整体思想来看，当以简本为是。老子形而上学中的“有”、“无”，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今本“有生于无”的命题，是王弼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导致了王弼及后世的许多学者沉浸于“以无为本”的宇宙生成论中，增加了诠释上的分歧。“有”和“无”本是道体的一体两面，二者之间无先后的问题。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冯友兰先生就指出了所谓“有生于无”之说，并非指时间的先后，而是指逻辑的顺序。简本的出土，说明了这一观点。
4． 儒、道之间的关系
儒家孔子规定了仁义作为政治、道德和处事的原则，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尺度和道德规范。仁义作为儒家文化中最高的道德原则和人生理想，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所在。以往由于帛书本和今本中的“绝仁弃义”，使思想界皆以为儒、道两家道德价值理念和价值取向水火不相容。简本的出土，证明了老子思想不仅不是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和否定，而且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补充。因此儒、道并不强烈冲突，而是互补互济。儒、道早期元典文本的思想比较接近，都是为能解决社会动荡所引起的人与社会、人与人、国与国、君与臣、父与子之间的现实冲突提出的不同方案。因此，老子与孔子一样，具有入世的开怀，而非只落在负面的出世、厌世和超世上或逃避现实、放弃努力。唐、宋、明以来斥道学为虚无，将其与释教放在一起批判，实是今本篡益《老子》原意所致5。
老子哲学思想就政治大动荡引起的经济、道德、心理、行为的失衡而言，他对于重建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观念是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而非消极遁世。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甲组）他主张以“道”即自然的原理治理天下，天下万物都会和谐。老子对于人类自然生存和自然生命的关怀，体现了一种形式上不同于儒家而实质上与儒家会通的人类之爱的精神。如果孔子的爱人、爱民是正面的阐述，那么老子是从自爱而无所不爱，由爱自身而推及其爱天下。可以说儒、道两家在倡导和合人文精神、处理国家事务、调节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相近的时代精神。
综上所述，老子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因素，以他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老子不仅体现了中国朴素的自然观和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还兼有儒家学派所提倡的中庸和仁爱因素。因此，老子哲学就其思想系统性和深刻性而言，不但超过儒家，影响先秦诸子各个流派，而且对整个哲学史中的其他重要哲学流派，皆有深刻的影响。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上的哲学框架，与儒家思想同为中国文化的传统支柱。其思维方式，不但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具特色，并且制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五、 孔子的思想体系与《论语》
（一） 孔子生平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因“生而首上圩顶，故名曰丘云”（《史记·孔子世家》），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其先世是宋国贵族，本为殷后、子姓，孔乃其氏。父亲叔梁纥，曾为鲁国陬邑大夫，即《左传》襄公十年出现的“陬人纥”。孔子年少时“贫且贱”，及长，始历仕途。任过“委吏”（管仓库）、“乘田”（管畜牧）等微职。同时四出游学，学无常师。据文献记载，他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子。中年时开始聚徒讲学，并从事政治活动。因提倡“克己复礼”（西周之礼），幻想恢复西周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与当时社会风起云涌的变革形势不相适应，故其政治主张得不到统治者的呼应，政治上极不得意，仕途颇多坎坷。唯鲁定公信仰其说，他得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公元前501年，孔子时年五十，被任命为中都宰（鲁国都城长官）。不久擢为司空（主理工程），由大司空又为大司寇（主刑法）。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并“摄相事”（《史记·孔子世家》），开始“与闻国事”，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治国期间取得一定政绩，但因政治观念不被君侯所接受，最终离开鲁国。遂又周游卫、曹、宋、郑、陈、蔡、楚等国，寻求政治发展，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终不得其愿。公元前482年，孔子年届七十，回到鲁国，开始潜心授业与著述。相传《诗》、《书》、《礼》、《易》、《春秋》等多种古代文献都经过他的整理和删修。授徒成绩斐然，所传弟子先后多达三千人，其中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公元前479年去世，卒年七十三岁。
孔子及其思想自汉代以后备受各代封建王朝的礼遇和重视，一直被统治者尊为“圣人”。他的思想学说经历代补充改造，成为长达二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文化正统以及思想基础。其影响之大，令世人瞩目。解放以来，就孔子的阶级属性、思想核心等的研究也几经周折。就目前而言，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等的地位已为世人所公认。
（二） 关于《论语》及其版本
孔子在一生中，曾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政治活动，虽然无法施展抱负，但他与弟子们为后世留下的《论语》一书，却闪烁着智者的光芒，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份丰厚的遗产。《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也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它从东汉起被列入儒家经典之一。到了南宋，通过理学大师朱熹集注以后又归入“四书”之列，成为二千年来士大夫必读的入门典籍。它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是其他文献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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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一书，流传版本极多，目前所见通行本有：宋刻递修《九经正文》2卷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锡山秦氏求古斋刻《九经》本，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浮溪精舍丛书》宋翔凤辑《论语郑注》10卷本，明崇祯间永怀堂刻、清同治八年（1869年）浙江书局校刻《十三经注疏》何晏《论语集解》20卷本，明经厂刻朱熹《论语集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扬州阮氏文选楼刻阮氏《十三经注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刘宝楠与刘恭冕《论语正义》，195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杨伯峻《论语注释》等。现行本是东汉郑玄以《侯张论》为底本，参照《齐论》和《古论》作《论语注》，遂为《论语》的定本。
今本《论语》共20篇，计12700余字。每篇取篇首二三字为名。
《论语》虽然篇幅不长，字数不多，但其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却十分庞大而丰富。
（三） 孔子的思想主体
孔子的思想主体包含了“仁”与“礼”两个部分。“仁”有以下几层意义：一是“爱人”（见《论语·颜渊》）。二是修身，颜渊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同上）。三是提倡人本位的思想，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孟子也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的概念组成了孔子思想中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除了“仁”以外，孔子认为“礼”的意义十分重大。他曾说：“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由此可见，“礼”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研究统计孔子思想体系中礼的具体表现多达三十几项，并由此推断孔子的思想体系以礼为核心6。主体思想为：（1）在宇宙观上，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对商周以来的鬼神迷信持怀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不崇拜和夸大天的作用；（2）在伦理思想上，以“仁”为核心；（3）在政治思想上强调“礼”，认为“为国以礼”（《论语·先进》），将“礼”和“仁”结合在一起，主张天命论；（4）在经济思想上主张“均无富，和无寡，安无倾”，强调“义”、“利”之辨；（5）在认识论上，承认有“生而知之”（《论语·季氏》），但又强调“学而知之”；（6）历史观倾向于“述古”、“好古”；（7）教育论上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教育方法提倡“因材施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从上述可知，孔子的思想主体实际上是由“仁”和“礼”两个部分组成的。
（四） 孔子的哲学思想
春秋时代，是中国由宗族公社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的时期。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孔子，既有留恋旧秩序的一面，也有向往新事物的一面。他的思想充满着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一大变动时代的精神面貌。有关孔子的哲学思想，有唯心与唯物二说，就今天的研究状况而言，倾向于唯物者较多。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原始宗教的天命观，有时甚至将“天”视为人世间的主宰者和人格神。孔子不仅认为他的生死由天决定，而且他的德也是天赋予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予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孔子承认有天命存在，认为天命不但决定着人的生死，也决定着社会的兴衰治乱。“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当冉伯的牛将要死时，他无可奈何地说：“亡之，命矣夫。”当公伯寮干扰他的政治活动时，他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他的天命观不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带有唯物主义色彩。他说：“吾……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这些言论中的天命，并非是那种神妙莫测的上帝和鬼神，而是一种自然的发展规律。孔子在相信天命的同时，对西周时盛行的通过卜筮探求上天意向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并且认为天命就蕴含在自然事物的运行之中，人们应该顺应天命而积极努力，因而他特别强调“为仁由己”。这些思想与传统的天命观是矛盾的。它构成了西周天命观向战国唯物主义自然观转变的过渡环节。孔子没有明确否定鬼神，但对鬼神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不语怪、力、乱、神，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又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对于人死后是否为鬼，他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体现了原始的无神论和人本主义思想。但他又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无法彻底摆脱天命论的束缚。孔子的天命观与老子的天道一样，指的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不同的是，老子主张“道生一，一生二”，孔子仅是“一生二”，一是物质，是有，而道则是规律。孔子提倡“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是宿命论者。在认识论上，孔子肯定世界是可知的，将认识过程分为“多闻”“多见”和“择善”“识之”两个阶段，坚持认识的客观性。主张“毋忘、毋必、毋固、毋我”，强调“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倡“言之必可行”，认为评价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宣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孔子在实践中主张“无可无不可”，遇事从实际出发，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具有辩证法思想。他十分看重中庸思想，将其视为处身行事的最高原则。该学说曾遭攻讦，宋代朱熹斥之为“含糊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当做的事，只略作些，不要做尽”（《论语集注》）。这种说法未免过当。在我们看来，孔子所提倡的中庸，是凡事不要超过应有的限度，这是朴素辩证法思想在生活实践中的应用。但中庸之道确有折衷主义成分。
（五） 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德治，将礼让和正名作为德治的具体办法，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是正名的具体内容。反对戮杀，要求为政者从自身做起，把信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足食、足兵，先富后教。面对春秋时代列国争霸、礼制毁坏的混乱局面，孔子提出了大一统的主张：天子统天下，诸侯从天子。这一思想的提出，虽然带有某些恋旧复古的倾向，但对日后的中央集权大一统思想的出现和形成，有着启发作用，含有进步意义。
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正名”是关键，孔子认为应该定出各种礼制以使人们遵守等级秩序，于民要“齐之以礼”，更主要的是以礼来维护统治阶段各阶层的秩序，不得随意超越。主张强公室，抑私门。他主张礼与德不能偏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德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对于民的管理，原则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对统治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有“上好礼”，才能“下好义”。除正名外，便是德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止且格”。德治的秘诀，是以身为表率，“先之劳之，待民以公”，“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倡统治者应该“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贫，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样政治才会昌盛，国家才能久治。孔子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复古，推崇（西）周礼为万世不易之大经大法。当然，他的复古，并非纯粹照搬周礼，他认为三代之礼皆有所损益，处于春秋时期的“复礼”，显然也经过一定的“损益”，只不过其“损益”的力度无法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趋势相适应，因此其思想体系无法在当时推行。
（六）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在一生中将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授业与整理古代文献上，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紧密相联的。春秋以来，随着农业、工商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逐渐发达，旧的宗教世界观和信仰开始动摇，原始的无神论思想出现萌芽。孔子因重视现实生活和人道主义，成了这一时期的启蒙学者。他在教徒授业中，勉励学生为仁，要成为“仁者”，“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孔子主张以诗（《诗经》）书（《尚书》）来培养品德，以“周礼”作为实施“仁政”的工具，用礼的形式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将礼乐作为培养“仁者”品质的重要手段。他鼓励并提倡“安贫乐道”，“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表明了他的教学原则。为了贯彻人道主义教育，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认为绝大多数的人皆可以“学而知之”，充分肯定了人受教育的可能性。孔子招收学生的原则是“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论语·述而》）。因为孔门学生十分庞杂，有人曾问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回答说：“君子正身以候，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隐括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这种人本位的教育思想，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进步要求。
在教育方法上，孔子实施“因材施教”。在教学生诵《诗经》、《尚书》的同时，通过与学生的亲密接触，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同时他也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学生的问题作出各种妥帖的答复。
在学习过程中，孔子对于思维活动十分重视。认为学与思不能偏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并以学为本加以启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重视独立思考的同时，还要求努力求知，“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论语·述而》），如果做到多闻、多论、多见，必将学而有成。学习有了成绩，就能体会仁的含义了，“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学习的同时，孔子十分重视实践。他说：“文，莫若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诵《诗》三百，授直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重视“以朋友讲习”，提出朋友对于个人的不同作用。“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倡导师生朋友间的讨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述而》）
孔子经过四十多年身体力行的教育，培养了大批学生，为文化知识的传播、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他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文思结合，言行一致，启发式教育以及以身作则等，对现今的教育都有借鉴作用。同时，他的对“乱臣贼子”的口诛笔伐，反对犯上作乱，以及对于等级制度的维护等思想，为后世封建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他被封建统治者尊为“万世师表”。
（七） 孔子的道德思想
孔子的道德思想以“仁”为核心，也就是对人的爱。如何行“仁”，他提出一个恕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主张仁爱有差等，以合礼与否作为具体标准，“不合礼，无以立”。关于仁、义、礼三者的关系，他有详尽的描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至也。”仁是爱，它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有等级的爱；又是宜，它是以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等级的宜。礼则是仁、义二者为内容的具体表现形式。
孔子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德育思想。首先他强调“知德”，“知者不惑”，“知者乐”。但又感叹“知德者鲜矣”。他把“仁”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将知德和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放在德育的首位。其次是培养信念，“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只有形成信念，才能“好之而不厌，乐之而不苦，安之而不变”。第三，孔子主张加强自我修养，提出内省修炼的态度。“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些观念都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第四，强调“行”的重要意义，“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巧言令色，鲜矣仁”，“道听途说，德之弃也”。第五，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孔子认为，学习修道必先立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鼓励学生“磨而不磷，涅而不淄”，要经得起磨炼和锤打（《论语·阳货》）。
（八） 孔子的经济思想
首先是重视人口、物质和精神生产。《论语·子路》记述孔子曾周游至卫国，对于那里人口繁衍的旺盛极为赞叹，曰：“庶矣哉!”弟子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教之。”孔子的思想是以“庶”来增加人口，以富来强国，以教来治民。富是立国之本，“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但主张“先富后教”，将发展经济当作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一定的教育作用只能限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范围之内。其次，孔子主张以仁来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反对滥用刑罚，提高人的价值。“使民如承大祭”（《论语·颜渊》），“匀而不纲，弋不射宿”，“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主张轻徭薄赋，反对聚敛。哀公曾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盖彻乎。”又问：“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若的观点，当本之于孔子的教导。第三，孔子主张废除关税，实行惠商政策，提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第四，他提出了社会分工的新见解。孔子认为，社会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谋道与谋食之分，而“君子谋道不谋食”。提出“均”的分配方案，“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利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五，崇尚“节用”与“俭”的消费观，“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与其奢，宁俭”。反对一味地追求安逸。
孔子的经济思想虽然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他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尽管其中有唯心主义和消极的一面，比如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等，但它给封建地主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带来的一定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九） 孔子与中国古代文献
孔子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伟大学者，他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主要成果集中在被后世奉为经典的《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六部文献之中。关于孔子整理、编订古代文献（“删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第一种意见以钱玄同为代表，彻底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他认为：“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的配成，当在战国之末”。7他还认为，孔子与上古文献的关系仅止于《论语》，“我们要考孔丘的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8。第二种意见是皮锡瑞和康有为的看法，与前者截然相反，他们认为所谓的“六经”皆为孔子所作。皮氏说：“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较有据。”9康氏也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10上面二说，都偏于极端。客观而言，“六经”虽非完全是孔子所作，但他进行了述、删、订、编等不同程度的工作，还是可信的。“因此……孔子为了教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11孔子整理文献有他的指导思想，即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12由此可见，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其以“仁”为中心的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孔子作为春秋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体系虽然还保留着不少传统守旧的因素，但总的来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面占了主导地位。他的思想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和发展，成为先秦显学之一。汉代以降，由于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建立，统治者需要一种既能适合封建性又具有一定保守倾向的思想，孔子的思想以其独特的功能受到了重视。至汉武帝更是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至尊地位被正式地确立起来。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对孔子虽有若干非议，但始终无法撼动其“圣人”的地位。
孔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对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学、艺术、教育、史学、政治理论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某种程度而言，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的影响力遍及古今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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