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三位思想家及他们的主要思想

春秋时代，由于社会的转变，一批思想敏锐的士大夫接受了新事物，具有了新思想，他们虽然对旧的制度仍存有某种依恋，但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成为符合历史发展新思潮的先驱。其中的代表人物有管仲、邓析、晏婴、老聃、孔丘、叔向、史墨、子产、关尹、孙武、范蠡等。

管仲（?—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号敬，故又名管敬仲，颍上（今安徽颍县）人。他的主要思想是发展经济以使国富兵强，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也就是说只有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才能谈礼义道德，这就是管仲哲学思想的理论核心。他的思想散见于各种文献中，集中体现于《管子》一书。《管子》，八十六篇，其中十篇仅存目录。托名管仲著，实出于战国齐稷下学者之手，其中也有西汉学者附益部分。书中的八十六篇可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1）经言九篇：自《牧民》第一至《幼官图》第九；（2）外言八篇：自《五辅》第十至《兵法》第十七；（3）内言九篇：自《大匡》第十八至《戒》第二十六（亡佚一篇，有目无文）；（4）短语十八篇：自《地图》第二十七至《九变》第四十四（亡佚一篇）；（5）区言五篇：自《任法》第四十五自《内业》第四十九；（6）杂篇十三篇：自《封禅》第五十至《问霸》第六十二（亡佚三篇）；（7）管子解五篇：自《牧民解》第六十三至《明法解》第六十七（佚亡一篇）；（8）轻重十九篇：自《巨乘马》第六十八至《轻重庚》第八十六（亡佚三篇）。其中，《牧民》、《形势》、《劝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仲遗说；《大匡》、《中匡》、《小匡》几篇，则记录了管仲的遗事；而轻重十九篇反映了西汉初年的经济政策和思想。其他诸篇，都表现了战国时代稷下学派的观点。《管子》一书的哲学思想，不但是春秋思潮的开端，更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它对于经济、政治、法律、军事、音乐及自然科学的论述，也极有价值。有关《管子》一书的研究著作从唐代就开始出现，历经辽、明、清几朝，各家论述颇为丰富，比较著名的有唐代贺知章的《管子注》、辽刘续的《管子补注》、明代翁正春的《管子评林》、清代洪颐煊的《管子义证》、许光清的《管子校》、俞樾的《管子平议》、近代章炳麟的《管子余义》、现代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等等。

晏婴（?—前500年），春秋时齐人，字仲，谥平，又称晏平仲，夷维（今山东高密）人。齐灵公二十六年（前556年），其父晏弱死后，继任齐卿，历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卒于景公四十八年，前后从政56年，声名显于诸侯。他主张修文德、轻鬼神，景公因病欲治罪祝史，他以为不可：“虽有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因彗星现于天际，他用“天道不谄，不式其命”之理，劝阻齐景公举行禳祭。他要求齐君善理政事，多关心民众疾苦。还从现实生活出发，说明事物矛盾“相成相济”，进一步提出了“可”与“不可”对立统一的观点。指出“君所谓可，而有否焉”。他还明确指出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高下、出入、周疏等相反相济的规律。晏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见诸《左传》。而旧题由他所著的《晏子春秋》，实为战国时人编辑而成，其中关于他的资料不足全信。

史伯，周太史，西周末春秋初思想家，生卒年不可考。又谓史伯即伯阳父。他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第一次区别了“和”与“同”的概念，说：“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认为不同的事物互相结合才能产生百物，如果事物之上加上相同的事物，不仅不能产生新的事物，而且世界的一切也就变得平淡无味，没有生气了。史伯的思想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

史墨，春秋末期思想家。姓蔡名墨，生卒年不详。曾任晋国太史，故称史墨。长于天文星象、五行术数和筮占。周敬王十年（前501年），鲁昭公被季平子逐出鲁国，并于流亡中死于乾侯。晋国赵简子就此事问于史墨：“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答曰：“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史墨从具体事物中看到了“物生有两”的矛盾，分析了鲁君与季氏君臣关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得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结论，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他还根据古代传说，提议设置“五行之官”，即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认为五行之物都有其官，“官宿其业，其物乃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利于天下的财用。史墨还常用筮占和星占之术，推究人事的变化，曾提出“火胜金”、“水胜火”之类的预言，开了“五行相胜”说的先河。

子产（?—前522年），春秋郑国政治家、思想家。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又字子美，号成子。出生于郑国贵族之家，是郑穆公的孙子、司马子国的儿子。郑简公十二年（前554年）为卿，二十三年（前543年）执政，相郑简公、郑定公二十余年。他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他认为天体运行的轨道与人事遵行的法则互不相干，否定占星术能预测人事。在国家遭到天灾人祸时反对求神禳祭，否定传统的迷信思想。但他仍旧保留了灵魂不死观念，以为“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魄”；“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仍能滋生“淫厉”。这是中国哲学史上对形神关系的初步探讨。他还提出了人性观念，认为“夫小人之性，衅于勇，啬于祸。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问题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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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年，正值北方地区诸子思想兴起活跃之际，南方吴、越之地随着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工商业的广泛流通，其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不少新的思想和思想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范蠡。

范蠡，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公元前496—454年。字少伯，出生于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内乡西南）一个布衣之家。据传他曾著有《计然》一书，约失佚于唐代之后。《国语·越语下》保存了他与越王句践的谋略对话，是研究其思想的主要资料，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内容。

首先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范蠡认为：“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国语·越语下》）认为天时、地利、人事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律。他说的天，不同于老子的先天地而生的“道”，而是取象于天的“天道观”。所谓“定倾者与人”，就是利用敌方之变化而采取行动。“节事者与地”，就是发展生产，将生聚作为治国图强的根本。他主张“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语·越语下》），只有综合考察“人、天、地”三者的关系，才能比较客观、准确地处理各种事情。

第二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提出，任何客观事物都会走向它的反面，就是物极必反。而当事情发生变化时，就有机可乘，“时将有反，事将有间”；“赢缩转化……天节固然”；“赢缩以为常，四时以为记”（《国语·越语下》）。认为事物时多时少，盈虚消长，互相转化，这是客观存在的“常道”。又认为“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柔而不屈，将而不刚”，“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即天地间的事物是互相对立、互相转化而不断发展的。这种说法体现了自然辩证法的哲学观点。

第三是具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范蠡认为，指导战争要顺天、守时、因人，“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下》）。这与《孙子兵法》所讲的“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的战略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的，战争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如果敌人“刚强以御，阳节不尽”，则“不死其野”，不宜与他硬拼。如果敌人硬攻，则“因守勿与”，“若将与之，必因天地之灾，又观其民之饥饱劳逸以参之”，只有具备充分的主客观有利条件，方可使战。主张“君子有不战，战则胜”的军事思想。他的军事策略具体表现为：（1）与敌交战时，应尽量保存我方有生力量，而最大限度地消灭敌方兵力。（2）进攻时宜速战速决，“宜为人容，刚强而力疾”，要以优势之兵力，迅捷地消灭敌人。（3）要善于利用假象迷惑敌人，让自己始终保持有利的地位，“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进攻时，要神不知鬼不觉，使其措手不及。在防御时，则要大张旗鼓，营造气氛，以收到怯敌的效果。（4）重视战阵的布列。“凡阵之道，设右以为牝，盖左以为牡。”虚实并举，神妙莫测。随着敌情的变化而布阵也不断改变。他的军事理论在实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年），吴越在笠泽交战。在范蠡的指挥下，越军“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精兵“六千人为中军”。趁天黑，“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当吴军主力被越军左右两翼所吸引时，“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此时，“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越师遂入吴国”（《国语·吴语》）。由于他的正确的军事理论的指导，越师才得以顺利击败吴军。（5）注意战争与战备的关系，“知斗则修备”。主张大力发展生产，使“府仓实”，老百姓“俱有三年之食”。“车马、兵甲、卒伍既具”，随时做好战争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