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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史中思想意识转变的若干方面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春秋时代的一批思想家,在对待天道这一观念上,逐步与商、周时代的态度出现分歧。春秋时正处于将“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从“重神”变为“重民”的转型时刻。以“民本”思想代替“神本”思想已成为部分士大夫的思潮,开始流行于春秋列国中。这些做法,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尚贤观念和道德思想提供了基础。这种发展虽然仍未完全割断与宗教思想的联系,但已客观地通过天地对立的观念来考察五行。

春秋史中思想意识转变的若干方面

(一) 天道观念的变革

商、周两代的统治者,都强调王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皆来自“天命”,即“王权”须靠“神权”来保证。所不同的是西周提倡“以德配天”的观念,故统治者须“敬德”才能获得天命。春秋时代的一批思想家,在对待天道这一观念上,逐步与商、周时代的态度出现分歧。其中以老子孔子比较突出。老子用“道”来代替“上帝”,而孔子虽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却怀疑鬼神的存在,对于“怪、力、乱、神”等轻易不加言论。他认为,宇宙中四时替运,百物化生,云行雨施,寒来暑往,都是自然的表现。就此而言,无论是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还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们的天道观与商、周时代相比,皆有了革命性的改变。春秋时代,由于(周)“王”的失德,引起百姓的不满。他们将对周王的怨恨之情同时也宣泄到“天”上。《诗经》许多篇章中经常出现的“恨天”、“怨天”、“骂天”等词语,反映了春秋时“天”的神圣性已受到了广泛的亵渎,“天”已不完全是受敬畏崇拜的对象。“天命”一词的使用不再一定有那种与王权紧密结合的神秘而神圣的力量。因民的地位不断提高,不少人把“天”与“民”联系起来,如:“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所谓命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天生民而立之君。”(《左传》襄公十四年)“天命”观念的变革,使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大变化。春秋时正处于将“天道”转到现实的“人道”、从“重神”变为“重民”的转型时刻。“夫民,神之主也。”(《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桓公六年)这类言论在西周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

(二) “礼”观念的变革

随着“天道”观念的变化,春秋时“礼”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对集政治伦理道德于一体的周礼的重新认识,具体表现为“礼”、“仪”分开的观念:“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及。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左传》昭公五年)也就是说虽然有的举行仪式,但未必贯彻“敬天”、“祭祖”的“礼”的内容。

(三) 人本位思想的兴起及人生价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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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如何看待人的价值,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商、周时代,人的地位十分低微,几乎接近于动物或一般的物品,随时可遭贩卖甚至屠戮。春秋之际,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增加,人的价值得以慢慢体现出来。春秋末年,儒家提倡“仁”的学说,即人道主义思想,使底层百姓的地位大为改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表现。除了儒家主张“仁”外,道家主张“慈”,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出了以人为本的呼声。以“民本”思想代替“神本”思想已成为部分士大夫的思潮,开始流行于春秋列国中。如:“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邾文公也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新思潮的萌芽还突出表现在人生价值观上。春秋时的用人标准开始突破了传统的以血缘亲疏关系论人的旧观念,而是从“德”、“义”、“仁”、“勇”、“学”、“智”、“忠”、“信”等方面来衡量人的能力并加以选择使用。这些做法,为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尚贤观念和道德思想提供了基础。

(四) 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西周晚期,在自然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用五行(金、木、水、火、土)来说明万物的构成,用阴气和阳气来解答自然界变化的带有一定体系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即阴阳五行学说。到了春秋时代,五行的概念经常被明确提起,在理论上也有了一些发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杜注曰:“金、木、水、火、土也。”《国语·鲁语下》:“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韦注:“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也。”这种发展虽然仍未完全割断与宗教思想的联系,但已客观地通过天地对立的观念来考察五行。晋国史墨和鲁国展禽提出天有三辰(日、月、星),地有五行的说法。秦国医和则认为:“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左传》昭公元年),即气的流传,形成四季的变化,派生出事物的各种类型,并影响人体,呈现为不同的疾病。史墨还认为,五行的管理者分别是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等五官,他们被“封为上公,祀为贵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反映了天人之间的紧密依附关系。春秋时期的许多政治家,都是阴阳五行说的支持者。子产曾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认为民应以天地的六气、五行为准则,这与传统的宗教观已迥然不同了。晏子对宗教的态度基本近似于子产,他将天空出现彗星的现象归结为统治国土的君王的秽德,只要扫除秽德而不必举行什么祀禳活动。上述两位思想家的言论,把“天道”和“人道”、自然现象和人事的吉凶祸福加以区分,将自然的变异看作是自然本身的运动,这种思想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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