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思想变革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古代社会到了春秋时代，已跨入铁器时代。农业工具的革命性变化，农业生产力的较大提高，成为春秋时代一切社会变化的起点。经济的变革，引发了政治结构上的大动荡。以周天子为中心的政治地位被动摇，代表周王室经济垄断体系的“井田”制度渐遭破坏，周王室日趋衰弱。反之，以诸侯、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力量迅猛崛起，他们广占“私田”，招揽人才，发展经济，扩充军备，直欲问鼎天下，逐鹿中原，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的政治格局和“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社会现象。社会动荡，“礼崩乐坏”所引发的政治变革，直接导致春秋时代在思想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这些变革主要表现为对商周以来天道观的重大修正以及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商周之际，敬奉上帝，崇仰天道，漠视人的价值。甲骨文显示，商人尊天事鬼，举凡战争、祭祀等政治活动，以及生育、疾病等日常生活，事靡巨细，无不求神问卜以祈求福佑。西周时代，统治者利用宗教权威，推崇“天命”和“敬德”的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和旨意，而“敬德”，就是敬天。“敬天”、“畏天命”，这一以天为中心的天命思想，是西周思想的集中体现。

春秋时由政治动荡、经济变革酿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思潮，其矛锋直指崇奉天命的“神”的世界，开始注意人的存在与价值。这种新思想的涌现已成不可阻挡之势，逐渐演变为春秋时代思想的一股洪流。春秋时代的许多名大夫，如鲁国的臧文仲、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吴国的季扎等，从本质而言，他们对原有的制度都有相当的留恋，对于西周以来“公族”的没落，也都曾寄予同情，但他们对来势迅猛的思想领域的巨变也只能徒唤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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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它同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等氛围有密切联系，尤其关乎国民受教育的程度。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其时，学校里的老师是由周天子的史官来担任的，“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下之学备矣”章学诚：《文史通义·史识》。。由于教师身份的特殊性，学校又只允许“国之贵游学焉”，庶人百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资格。自从周平王东迁，周室式微，王室的许多官吏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开始沦落至诸侯国或民间，“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论语·微子》），造成“天子失学，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春秋晚期，随着“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有教无类”的教育方法逐渐推行，使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原来被统治阶级垄断的文化知识开始普及到社会上的平民即“国人”之中。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受过礼、乐、书、诗、易、春秋“六艺”（《史记·孔子世家》）教育的新的阶层“文士”。这个阶层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开始活跃，他们为新思想的兴起和传播，为随后诸子百家的形成奠定了社会与阶级基础，甚至在中国从宗族公社制向封建制度的转变中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出于巩固政权，总结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各诸侯国对“士”也给以了宽容的氛围，允其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各自的思想及主张，并不受当时统治思想的束缚。由此出现了“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的现象，开了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争鸣之先河。“因为阶级的分化，出现了私学思想家，开始了严密语义的中国古代思想史。”¹新兴的春秋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出现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