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在郑庄公时较强大,但其去世后祭仲专权,发生多次内乱,郑厉公逃至边邑栎。公元前679年,祭仲死,厉公自栎入都复位。厉公死,郑文公即位,在晋文公的压力下,立贱妾之子、后逃奔晋国的公子兰为太子。文公死后,公子兰即位,是为郑穆公。郑穆公死后,郑灵公即位,公元前605年灵公被公子宋所杀。当时郑人想立子良(公子去疾,穆公庶子)为君,子良辞谢,又立公子坚(灵公庶弟,子良兄)为君,即郑襄公。襄公上台以后想驱逐穆公诸子,仅赦免子良,子良不同意,于是只好让穆公诸子为大夫。郑穆公有子十三人,其中以罕、驷、丰、游、印、国、良七族为强,以后郑国的政权基本上控制在这七家手中,所谓“七穆”为政。“七穆”掌权,首先是子良(良氏),以后是子罕(罕氏),接着是子驷(驷氏)执政。子驷当权时,由于国人大量开垦私田,破坏了井田系统,于是“为田洫”,重新整顿井田系统。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尉止这五族人依靠公子的族党发动叛乱,杀子驷,劫持郑简公,结果被子产(国氏)、子蟜(游氏)镇压了下去。这是新旧势力的一次较量,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震撼了郑的统治,使得执政者子孔不得不有所让步,当众烧掉了专权的盟书,以平息众怒。至公元前555年,子孔想凭借楚国的力量除去诸大夫,结果没有成功。第二年,为了反对子孔专权,“子西(驷氏)、子展(罕氏)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左传》襄公十九年),这样削弱了旧贵族的力量。子展、子西当政后,任子产为卿。
公元前546年,子展去世,其子子皮为上卿执政。当时郑国发生饥荒,子皮以子展的遗命把粮食赠给国内的百姓,每户一钟,因此得到郑民的拥护,这使罕氏子孙以后经常为上卿,掌握国政。
公元前543年,子晢(驷氏)和伯有(良氏)发生矛盾,相互火并,驷氏得到子皮、公孙段(丰氏)的支持,结果良氏失败,伯有被杀。在这场斗争中,子产采取中立的态度,却得到子皮的欣赏。就在这年,子皮将政权交给子产。子产上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让城乡有所区别,上下尊卑各有职责,以维护整顿原来的国家制度和等级秩序。第二,在经济上,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对原有的井田沟洫加以整理,以巩固井田制系统,但又对私田加以承认,以“伍”编制起来,并加以管理,征收税赋,客观上促进了私田的发展。第三,在政治上信用忠诚俭朴的大夫,惩办骄傲奢侈的官吏,并大胆任贤使能,用其所长。他派了解诸侯情况,善于辞令的子羽做行人,从事外交工作;安排长于出谋划策的裨谌规划政事;然后又由善于作决断的冯简子来断定大事;最后将全套计划交给秀美而有文采的子大叔去执行,并和宾客交往应对。由于子产能人尽其才地驾驭各种官吏,使郑国的政事办得井井有条,很少有差错。第四,为了发挥士大夫们的集体智慧,在乡校中提倡国人议论执政的得失,以发扬统治阶级中的民主。在统治方针上采用宽猛相济、疏导为主的方法,“小决使道”,不使“大决所犯”,贵族伯石要求城邑,他就给予,对逃亡国外的丰卷的田地也不加没收,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从而巩固稳定了郑国的统治。由于子产治国有道,子皮将政事全部交付于他。郑国因此在一个时期呈现兴旺小康的局面: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史记·循吏列传》),甚至连晋国也不敢轻易侵犯郑国(《左传》襄公三十年、三十一年)。
公元前538年,子产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以丘来征收军赋,这实际上反映了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子产实施的丘赋制度遭到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诅咒子产的父亲不得好死,骂子产是蝎子尾巴毒害国人。但子产毫不畏惧,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个人生死都由他去,将顺应客观形势的改制坚持了下去,推动了郑国的经济进一步封建化。
隔了两年,郑国又“铸刑书”,把刑法铸在鼎上,公诸于众,一改过去旧贵族临时随意制定律令、不公开刑法的做法,从而剥夺了旧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权。此事遭到各国守旧派的反对,晋国的叔向专门写信批评子产,攻击说郑“国将亡,必多制”(《左传》昭公六年)。但子产回信表示为了挽救郑国,不能接受叔向的命令,充分表现了子产改制的大无畏精神。郑国在子产的坚持下,在政治上又向封建制跨进了一大步,奠定了郑国向封建体制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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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史记·郑世家》)。由此可说明子产的改制得到了广大郑国人的拥护。正因为如此,才使郑国在晋、楚两大国的夹缝中能生存和发展下去。
子产死后,郑国的改革仍在继续,公元前501年,当政的“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将封建的刑法进一步完善,这标志着郑国已转化为封建性质的国家。
郑国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改革并不像晋、齐等国那样彻底,往往采用折衷妥协的做法,所以得到孔子的肯定,说:“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说明郑国的改制是在既保护旧贵族的利益,又扶助新兴封建势力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不可能使郑国恢复到春秋初期时那样的强盛。到了战国时代,由于三晋、楚、齐、秦等国进一步变法,国力更强,处在大国包围中的郑国无法和它们抗衡,最终还是在公元前376年被韩国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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