庶人和工商阶层在《春秋史》中的角色

上述《左传》、《国语》等引文中常提到在统治者士之下、皂隶等奴隶之上有一个庶人和工、商阶层，其中的情况比较复杂，应作具体分析。

先说庶人。《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杜预注：“庶人无复尊卑。以亲疏为分别也。”《左传》襄公十四年：“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由此可见，庶人是介于贵族士之下、高于奴隶皂隶之上的一个阶层。在庶人之中不再分尊卑，而以亲疏关系加以分别，并互相帮助，这应是内部较平等的阶层。《左传》襄公九年：“其庶人力于农穑。”《国语·晋语四》：“庶人食力。”《国语·周语上》：“庶人终于千亩。”说明庶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应是一般的农民。《国语·齐语》：“四民者，勿使杂处……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也就是说士、农、工、商均属“民”、“庶民”的范围。《国语·周语下》：“子孙为隶，下夷于民。”显然民不同于隶，他们应属平民，决不是奴隶。所以《左传》、《国语》中提到的“庶人”应就是《汉书·食货志》中说到的“受田”的“民”，也就是我们在经济章农业节中提到的宗族公社中的一般农民。关于宗族公社成员的具体情况，我们在农业一节中作了叙述，他们是西周、春秋社会中主要的农业生产者，在公社内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汉书·食货志上》），似乎彼此是相互平等的。庶人不仅在公社内部是平等的，而且在政治上还有议论朝政的权力，所谓“庶人谤”（《左传》襄公十四年）。“庶人传语”（《国语·周语上》），“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均反映庶人在政治上尚有一定地位，他们不同于奴隶，可以在一定场合对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发表意见。当然，这种参议政治的权力不能过分夸大，有的学者将庶人说成是像希腊、罗马奴隶制国家那样的自由民，似乎不太恰当，因为在中国古代，只有在开明君主之下，庶人才可以讲些话，而且这些话只能由别人传达上去，并无直接参政之权，不同于西方的自由民。但无论如何，庶人可以议政，还是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于完全无权的奴隶，他们应是国家中的平民。

庶人虽是平民，但“农之子恒为农”（《国语·齐语》），公社农民不能自由迁徙，任意改变自己的职业。他们不仅共耕公田，服力役，集体接受统治者的剥削，而且还可以集体被周天子或国君赏赐给臣下和他国。如《大盂鼎》铭载：周康王赏给盂“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宣侯夨》铭载：周康王赐给宣侯夨“庶人六百又六（十）夫”。齐桓公赏赐给大臣管仲书社三百（《荀子·仲尼》）。齐景公给鲁昭公一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国君给卫国“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这种赏赐往往是庶人和土地相结合，如齐景公给鲁昭公“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又如齐国给卫国也是“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就是将这部分土地及其上的臣民划归受赏赐的臣下或他国，其中也包括“邦司四伯”、“夷司王臣十又三伯”等官吏。这只是管辖权的转换，并不意味着庶人平民地位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庶人就像欧洲封建国家被任意赠送给别人的农奴。

在春秋时代庶人的地位较之西周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上升为士，《国语·齐语》：“令夫农……其秀民之能为士者，必足赖也。有司见而不以告，其罪五。”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选拔庶人中的优秀分子为士，以充实统治阶层，这成为齐国的重要政策，对春秋初齐国的强大和齐桓公称霸起了不小的作用。到春秋后期，庶人还可以当官。公元前493年，晋国赵鞅为了战胜郑国军队，发布誓言：“克敌者……庶人工商遂”（《左传》哀公二年），允诺立功的庶人可以做官。孟子也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万章下》），这是说庶人当了官可以脱离农业生产，可享有与下士同等的俸禄。这些史料均说明春秋时代庶人开始分化，他们中的上层摆脱了被统治的平民地位，已上升为统治者；至于一般的庶人，随着公社的瓦解而逐渐转化为个体农民。

工、商阶层同样为宗族公社成员，他们的社会地位大体上与庶人相当，在《左传》、《国语》中往往将庶人和工、商并列，如“庶人、工商，各守其业”（《国语·周语》），“庶人、工商……皆有亲昵”（《左传》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各有分亲”（《左传》桓公二年），“庶人工商遂”（《左传》哀公二年）等等，由此说明庶人和工、商应属同一阶层。工、商和庶人一样在政治上有议政之权，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汉书·贾山传》：“商旅议于市。”杜预注：百工“献其技艺以喻政事”。又如《国语·周语上》：“百工谏。”韦昭注：“百工，执技以事上者也。谏者执艺事以陈，谓若匠师庆谏鲁庄公丹楹刻桷也。”这些记载可说明工、商和庶人一样有议政之权，由此表明他们也应是平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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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手工业者多属宗族公社一般成员，即平民阶层，但“百工”并不是仅一种身份，内中有不同的阶层。《尚书·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尚书·洛诰》：“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令彝》铭：“明公朝至成周，出令，舍三事令，及卿事寮，及诸尹，及里君，及百工，及诸侯……”《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国语·鲁语上》：“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匠师庆言于公曰：‘……今先君俭而君侈，令德替矣。’……公弗听。”韦昭注：“匠师庆，掌匠大夫御孙之名也。”由此可见，上述史料中的“百工”均是指掌管手工业的低级官吏，他们能参与政治，是百工中的上层，并不是一般的工匠。与此相反，《师》铭：“□司或西，东什驭、百工、牧、臣妾。”《伊》铭：“命伊□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左传》成公二年载：楚伐鲁，鲁臣“孟孙请往赂之，以执、执针、织纴，皆百人。”《国语·晋语》：“郑伯嘉来，纳女工妾三十人。”《齐侯钟》铭：“余命汝司予莱，陶铁徒四千，为汝敌寮。”这些记载中的百工和奴隶臣妾并提，并被任意赏赐或赠送给臣下和别国，他们应是官府手工业中身份类似奴隶的工匠。所以“百工”不能一概而论，其中存在不同的阶层，既有官吏，又有平民，还有奴隶。但多数史料往往将庶人、工、商同列，说明百工从总体上来说是介于宗族贵族和奴隶之间，和庶人社会地位相同的平民阶层，也即一般宗族公社成员。

春秋时代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工商”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因此而受到重视。如郑国君与商人订立盟约：统治者不能强买商人的物品。又如卫国害怕与晋国开战时工商业者“为患”，在打仗前就将他们撤走。到春秋后期，部分工商业者逐步脱离官府而成为独立的私家工商业者，这在经济一章中的手工业和商业两节中都已谈到，这儿不再赘述。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到春秋后期也进一步提高。公元前493年，晋国卿大夫赵鞅为了战胜郑军，宣布：“克敌者……庶人工商遂。”（《左传》哀公二年）工商业者可以因战功而当官，这为一般工商者上升为统治者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所以春秋后期工、商阶层进一步分化，他们的上层完全进入统治阶级，甚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而一般独立的工商业者，像“百工居肆以成事”（《论语·子张》），依旧是被统治的平民。在官府仍有许多手工业奴隶，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战国至秦王朝的秦简中提到的“工隶臣”（《秦简·军爵律》），“隶臣有巧可以为工者”（《秦简·均工》），就是官府中的手工业奴隶。

与庶人、工、商相关的还有“国人”。关于“国人”的含义，据《左传》、《国语》等文献分析应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国人”是指本国疆域范围内的人，如《左传》桓公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又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曹人请于晋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国人曰：‘若之何?忧犹未弭。’……”这两段文字中的“国人”都是指全国的人。狭义的“国人”是指住在国都内的居民。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这儿的“国人”显然是指守都城的居民。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楚灵王已自杀，但国都内的人不知，“每夜骇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这里的“国人”分明是指居住在国都内的人。“国人”究竟由哪些阶层组成呢?据《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韦昭注：“唐尚云：‘士与农共十五乡。’”由此可知广义的“国人”包含士、农、工、商各阶层。狭义的“国人”也是如此，在国都内，除士、工、商外，也有农民。因为从目前考古发掘出的春秋战国的城市来看，它们的范围都相当大，城内有不少是空地，这说明城内有农业区，当时的城市是属于农业和工商业相结合的类型，城内居住着相当数量的种田的农民，即所谓“庶人”，所以“庶人”不一定就是居住在乡村的农民。由于“国人”是一个包括各阶层的大概念，它的内涵有广狭义之分，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国人”中士起核心作用，如《左传》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实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又如《左传》哀公十一年：“夏，陈辕颇出奔郑。初，辕颇为司徒，赋封田以嫁女，有余，以为已大器。国人逐之，故出。”由此看“国人”显然以武装军士为核心，才会在战争中起主要作用。

与国人相对应的是所谓“野人”。野人也有广狭义之分。《左传》定公十四年：“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盍归吾艾豭?’大子羞之。”《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国语·晋语四》所载与此大体相同）《仪礼·丧服》：“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由这些记载来看，所谓“野人”是居住在都邑郊外野地的人，应属被剥削的劳动者，但他们又可对统治者进行讽刺，不应是奴隶，情况与庶人相当，也就是生活在野的宗族公社的农民。又据《论语·先进》载：“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孟子·滕文公上》：“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孔子和孟子在论述时将君子和野人并提，以君子和野人相对立，这里的野人应不光指宗族公社的农民，而是泛指所有受剥削的体力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