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贵族阶级和阶层在《春秋史》中

贵族阶级共分四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由于他们都是世袭的，世代为官，又有严密的宗法制，彼此在宗族中形成亲疏、服从的关系，他们又统治着宗族公社的农民，所以应称他们为宗族贵族阶级。

天子在西周就是周王，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周天子是西周的最高统治者，土地均归其所有，子民都是他的臣下。他是至高无上的统治“天下”的共主。但到了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地位逐步下降，“天下”不止一个“王”，像楚、吴、越等国都称王，从前述大国争霸的过程中可看出，周王已非“天下”的共主，反而变成一个弱小的诸侯，成为当时霸主们的傀儡和附庸。

诸侯中的等级或爵位，从古至今众说纷纭。“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礼记·王制》）“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万章下》）也就是说诸侯分成公、侯、伯、子、男五等或四等。孟子谈到西周的诸侯等级时已表示不能详知，他也只是大略听到而已。根据金文、《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书的记载，五等爵之说似不可靠。《夨令方彝》铭：“眔者（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尚书·康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尚书·召诰》：“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尚书·顾命》：“庶邦侯甸男卫。”《左传》襄公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根据上述史料，有的学者考证认为周五等爵应为“侯、甸、男、采、卫”，侯、甸、男爵位较高，而采、卫是地位较低的附庸小邦之君的爵号¹。到春秋之时，诸侯在《春秋》、《左传》中虽有公、侯、伯、子、男之称，但实际上以国之大小强弱来划分等级，像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句践都先后称霸，成为驾驭小国的霸主。“霸”即“伯”，即诸侯之长，其中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越王句践是得周天子命为“伯”的，其他则是盟主。春秋时晋、楚两国长时期是诸侯中的盟主国，左右着中原小国，是诸侯中的最强者。此外，东方的齐国、西方的秦国也逐渐控制周围小国，成为次强的诸侯。南方的吴、越到春秋后期才成为强国，但为时不太长。所以，春秋时的诸侯实际上不能完全以其称号来划分等级。(www.xing528.com)

卿大夫是宗族贵族中的第三个等级，其数量要大大多于前两个级别。卿是大夫中的上层，本为天子的卿士，是国家的执政之臣，又是军事统帅，“且夫卿必有军事”（《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如郑武公、庄公分别为周平王、桓王的卿士，掌握了当时周王朝的军政大权。城濮之战时郑文公还“戎服辅王以授楚捷”（《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春秋时卿也是诸侯国的执政之臣和军事统帅，如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高氏、国氏两卿，均是如此。卿有上、中（次、亚）、下之分，《左传》僖公十二年载齐国的高、国二氏为上卿，管仲为下卿。《晏子春秋·外篇》：“位为中卿，食田七十万。”《左传》文公六年：“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左传》哀公十四年载齐国“陈成子使（桓魋）为次卿。”有时也称卿之为首者为“冢卿”：“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左传》襄公十四年）。又称卿之当权者为“正卿”，《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并于正卿。”大夫分上、中、下三等，《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管子·揆度》：“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尹知章注：“卿大夫，上大夫也，列大夫，中大夫也。”有时也称大夫之长为“正大夫”，《左传》昭公十六年：“正大夫离居。”春秋时代随着各诸侯公室的削弱，卿大夫的势力日强，实际上成为控制国家之权臣，甚至像晋、齐等国的卿大夫最终成为一国之君，代替了原来的诸侯。

士是宗族贵族阶级中的最下层，西周的士也有上、中、下之分。《公羊传》襄公十一年：“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孟子·万章下》：“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他们的俸禄是：“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由此可见士并非仅是一个阶层，其上层上士、中士地位较高，其下层下士地位较低，庶人当了官就与下士地位一样。士是“武士”、“军士”，《周礼·司马》讲到军队的基层组织时说：“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国语·齐语》：“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乡……士乡十五”。韦昭注：“此士，军士也。”当时贵族学校的“六艺”以“射”、“驭”等军事训练为主，详情在下面社会风尚节中再论。但到春秋后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礼、乐、书、诗、易、春秋）者七十二人”（《史记·孔子世家》），说明儒家私人办学的内容已以文化教育为主，教出的学生当然渐变为“文士”²。孔子虽以文化教育弟子，但这些学生身上仍深有“武士”的烙印，如卫国发生内乱，子路挺身而出，与叛者决斗，结果被戈击中，缨（帽带）断了，“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这是典型的武士风度。此例也可说明由武士变文士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直到战国以后儒家子弟讲究修养，不习武事，才变成真正的“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