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规模扩大，作战方式多变：《春秋史》揭示结果

春秋时代的军队从《诗经》、《左传》、《国语》等文献记载来看，无论诸侯和卿大夫的军队，均是寓兵于士，寓兵于公社成员庶民，平时从事生产，每年三季务农，冬季进行“冬狩”，集中训练，平时农闲时也以打猎来军训，还定期进行检阅，所谓举行“蒐礼”，三年要大演习一次。武器装备通过军赋向庶民征收，或由官府工场制造，然后集中存放军库中，每当战时，由诸侯、卿大夫为统帅，以士（军士）为骨干，以公社成员为徒属，统一发放武器装备，组成军队出发征战。由于军队的军官都是统治公社的贵族，一般兵卒是公社的成员，武器装备又征之于庶民，尤其卿大夫私属军队的将帅都是本宗族的首领，所以军队的组织是建立在宗族公社的基础上的。春秋时随着经济的发展，井田制的衰落，私田的扩大，卿大夫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的私属军队日益壮大，因此卿大夫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控制甚至替代公室，并相互争权夺利。到春秋后期，因为公社的瓦解，军制开始改变，一般庶民也可以当军士，这样各国的军队数量必然增加，战争规模必然扩大。晋国在春秋后期至少有15万左右的兵力；齐国兵力约在3000乘；楚国之兵在万乘数十万人以上；秦国兵力不下数千乘；鲁国僖公时已有“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郑国军事实力至少在千乘以上；宋国也在千乘以上；吴、越两国兵力则不下于5万人。

春秋战争的规模，也随着战争的加剧而不断扩大。

晋楚邲之战，晋的余军乘夜渡河，且“终夜有声”，可见其兵数之多。鲁昭公十三年，晋治兵于邾南，甲车4000乘，以每车三十人计，当有十几万之众。晋楚铁之战，晋兵获郑人替齐人转送范氏的粟米千车，从后勤给养也可看出其部队人数之众。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中，仅晋国一方就出动战车七百乘，加上齐、宋、秦、楚的军力当不少于千乘，战争中俘获楚军“驷介百乘，徒兵千”。公元前607年大棘之战，郑国缴获宋国的战车即达460乘。由此可见，春秋时战争的人数，通常都在数万人之上。

春秋时代的作战方式，北方以车战为主，南方吴、越地区则以舟战为主。其他兵种尚处于发展阶段。

车战单位由乘与卒组成。乘指由车与马组成的战车，卒指与之相配合的步卒。每乘车驾的马数量是不一样的。湖北宣城发现的楚国车马坑，七辆车中，四号车配四匹马，五、六号车配三匹马，其余皆配二匹马。这一考古发现，证明史书所载的每车驾四马的古制是不全面的。每车载甲士三人，按左、中、右排列。左方的甲士手执弓箭主射，乃一车之长，称甲首（或车左）。右方的甲士手执长矛，主击刺，称车右。居中者为驰手。除车上甲士三人外，还有随车的步卒。

战车在作战时，需排成战斗队形，称为阵。据史籍记载，乘（卒）战斗队形的变化，就是步卒与战车关系、位置的变化。根据地形等条件，步卒可以配置在车前，也可以配置在车后，还可布置在两侧。步卒三两，以两为单位，可以成品字队形，也可以成倒品（）字队形。伍是步卒最基本的编制单位。五人为伍，分别装备五种兵器，通常是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取长补短，相互协助，以发挥整体的战斗力。伍在战斗中，可以成纵队或横队，但在以“两”的战斗队形作战时，伍通常成纵队，以便使各种武器同时发挥战斗力。

车兵编队的战斗队形，一般采用一列横队，这是由于车身长、面积大，弓矢射程有限，故难以作纵深配置。春秋时一般的部署是左、中、右三军。

车战的作战方式可以分为攻、战、守三种。(www.xing528.com)

攻，指攻城或攻击敌人营寨。楚庄王围宋九个月，康王围宋五个月，久攻不下，这是因为当时军队还没有装备有效的攻城器材。当时攻城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奇袭，一是长期围困。强攻的手段：第一是筑堙，以观察城内情况和掩护部队登城。第二是攻门，用各种东西撞击城门，破门后再作巷战。第三是用蚁战，即让士卒像蚂蚁一样去攀登城墙，但伤亡很大，不属上策。

战，指敌我两军各自摆好阵势，相互冲杀，以决胜负。即所谓“阵而后战”，如郑的“鱼丽”之阵，楚的“荆户”之阵，吴的“方”阵，卫的“支离之卒”，宋的“鹤”阵和“鹅”阵等，均是列成不同的队形配置不同武器来战斗。春秋时许多重要的战役，如周郑葛之战，晋楚城濮之战，吴越柏举之战等，都是采用这种作战形式。

守，一般指据守城邑和营寨，野战防御极少。

追击和退却也是当时作战中的一种方式。《司马法·仁本》曰：“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援不过三舍。”谓对战败溃逃之敌，进行战场内追击，不过百步；对主动撤退之敌，进行战场外追击，也不超过九十里（三天行程）。《孟子·梁惠王》说：“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穀梁传》隐公五年也有“伐不俞时，战不逐奔”的记载。由此可见追击和退却都不很远。随着部队装备的改进，追击之纵深，大有变化。如春秋中后期邲之战，楚军长驱直入，饮马黄河，可见其追击距离之远。

其他作战方式如佯退、诱敌、伪装、埋伏和奇袭等手段，在车战时代也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中，晋军狐毛指挥上军假装败退，诱楚左军出击，然后以晋中军侧击楚之左军，因而大败楚军。公元前555年，晋伐齐，晋军在各处树起大旗，战车上布置假人，以大旗为先导，车后拖着树枝以扬起尘土，如大军奔驰之势。齐侯惧怕而连夜逃走。这是用伪装、假阵以惧敌的战例。公元前655年，晋假虞道灭虢，灭虢后回军驻虞，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灭了虞国。公元前627年，秦军偷袭郑国没有成功，回军时，被埋伏在崤山中的晋军伏击，几乎全军覆灭。

这些战术，在当时虽还很原始，但却是后代“出奇制胜”、“兵者，诡适也”军事理论的基础。我们从稍后介绍的《孙子兵法》一书中，也可以领略到春秋时期战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