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宗周覆灭，王室军队逐渐衰落，军事权力实际落到诸侯手中。此时，列国间征伐、盟会已皆由诸侯自专，不再受天子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让位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一） 军队名称
春秋时，军队有周天子的王师、诸侯军队和卿大夫的私兵三种。因周室衰微，诸侯和卿大夫的军队占据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舞台。当时军队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叫法不一。
国君直属部队，属于公室所有，是国家的正规军，称为公乘、公行或公族。“车”、“马”、“甲”、“卒”则为公私军队之通称。
卿大夫私属军队，其名称五花八门：
“役”，《左传》襄公三十年：丰卷怨恨子产，“退而征役”。杜注：“召兵欲攻子产。”
“族”，《左传》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以若敖之族”杀司马贾，“攻王”。《左传》宣公十二年，楚俘晋知庄子之子知，“知庄子以其族反之”。杜注：“族，家兵。反，还战。”
“私卒”，《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将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请以其私卒”诱吴师，“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吴师奔”。
“私属”或“私属徒”，《左传》宣公十七年：晋郤克受辱于齐，“请以其私属”“伐齐”。杜注：“私属，家众也。”又《左传》哀公八年，吴伐鲁，鲁大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马”，《左传》哀公二年：“毕万，匹夫也，七战皆获，有马百乘”。
“车”，《左传》襄公十年：“子产闻盗……完守备，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杨伯峻注：“以其私族之兵列队而出。”
“长毂”，《左传》昭公五年：晋韩氏、羊舌两族“十家九县，长毂九百”。
“甲”，《左传》襄公十七年：“高厚围臧讫于防。……郰叔讫、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
（二） 军队组织与编制
春秋时代的军队组织与编制，史载不详，争议颇多。据《国语·齐语》记载，齐国军队组成是：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小戎，四小戎为一卒，十卒为一旅，五旅为一军，这是指步兵而言。车兵的编制另据记载为：十五乘为一广，二十五乘为一偏，二十九乘为一参，五十乘为一两，八十一乘为一专，一百二十乘为一伍5。晋国的军队编制大致与齐同，有军、旅、卒、伍之体系，“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治整，诸侯与之”（《国语·周语》）。这种编制与《周礼》所说的“军、师、旅、卒、两、伍”六级编制差别不大，应该比较可信。
对车兵中有关“乘”的建制与人数，学术界的分歧较大。《司马法》称：“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6有人认为“三十人制是西周旧制”，“七十五人制是春秋编制”7。通过比较，我们认为还是三十人制妥当一些。据史载，鲁僖公时“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诗经·鲁颂·宫》）。齐桓公时“有革车八百乘”，“君有此士也三万人”（《国语·齐语》）。“良车三百乘，散卒万人”（《吕氏春秋·简选》）。按这些记载大略统计，每乘的人数约为三十人。这个数字比较符合春秋时代列国的基本国力。
（三） 公私军队之数量和相互关系
自西周以来，实行以夫计田，以田制军的制度。《周礼·小司徒》：“九夫为井”，郑注引《司马法》曰：“井十为通，通为匹马……士一人、徒二人。”按这种制度，王室的土地、民人及由此组成的军队，都属于王室。《周礼·司马职》序文：王室可有“六军”。因诸侯的土地有多有少，故大国可有三军，次国二军，小者一军。卿大夫采邑的土地和民人及其组成的军队，皆属私家。列国因形势不定，国力变化无常，其军队数量也因时而异。如鲁国初时，因疆土广大，民众较多，故拥有三军。后因形势日坏，从三军降为上下二军。有的因国势日壮，如晋国由一、二军改为三军，甚至扩大为六军。
晋国在曲沃武公时只有一军，公元前682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左传》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献公扩为二军，“晋侯（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左传》闵公元年）。晋文公则“蒐于被庐，作三军”，“以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29年，“秋，晋蒐于清厚，作五军以御狄”（《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扩大至五军。公元前588年更扩展成为六军，“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左传》成公三年）。晋在公元前589年鞍之战中，兵车仅八百乘，到春秋末年，随着县、郡组织的建立，晋国四十县每县车百乘，即为四千乘。故公元前529年晋治县兵于邾南时就有“甲车四千乘”（《左传》昭公十三年），实际超过四千乘，“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乘），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乘）”（《左传》昭公五年），达到近五千乘。可见晋在春秋后期已远远超过了六军，这还仅指车兵而言。
晋国邻近戎狄，狄人因居处山林，不便车行，多用徒兵（步兵）。晋为抵御戎狄，亦用徒兵。《左传》僖公十年：“左行共华，右行贾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行”即徒兵，“中行”、“左行”、“右行”均为步兵军官。“三行”相当于车马三军。《左传》昭公元年：晋与狄“将成，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杜预注：“去车为步卒。”晋步兵之数大增。
吴、楚等因近水，徒兵外更多的是用舟师，但为与中原抗衡，兵车数量亦逐渐增多。
公元前584年吴王寿梦时，晋侯遣申公巫臣使吴，“乃通吴于晋，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吴始有车兵。到吴王僚时，至少已有三军。《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公元前484年，吴齐艾陵之战，吴用兵已有上、中、下、右四军，“中军从王，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展如将右军。”（《左传》哀公十一年）。到吴、晋黄池之会，似又增“左军”：“左军亦如之”（《国语·吴语》），吴在春秋末可能已有上、下、左、中、右五军。
楚在春秋初晋楚城濮之战时只有三军，“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到春秋中期晋楚邲之战，除“沈尹将中军，子在将左，子反将右”（《左传》宣公十二年）外，尚有“其君之戎一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杜注：“二广”，“君之亲兵”。春秋晚期，楚灵王对右尹子革说：“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左传》昭公十二年）单陈、蔡和东、西不羹四县，兵车已四千乘，加上申、息等县和原来楚国的军队，可能已多至万乘，远远超出了西周时代“王六军”的数量。
齐桓公“作内河而寄军令”时，只有三军，三万人。公元前484年，齐吴艾陵之役，齐被俘者就有“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左传》哀公十一年）；四年后齐伐冠氏，“丧车五百”（《左传》哀公十五年）。公元前405年，赵大败齐军于廪丘，从齐“得车二千，尸三万”（《吕氏春秋·不广》），由此推测春秋战国间齐国的军力不少于二三千乘。
秦国之军，《左传》昭公元年载秦景公弟后子“适晋，其车千乘”。则秦国在春秋后期至少有车二千乘以上。
鲁国之军，据《左传》昭公八年载：“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已有“革车千乘”。
当时的子国如莒国，在公元前555年，向晋国“皆请以千乘”（《左传》襄公十八年），以攻齐国。《论语·先进》曰：“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州。”说明春秋末年，千乘已成为中小国家拥有的军队数量了。(www.xing528.com)
春秋时代在公室衰落的过程中，大夫的势力日益庞大，军队数量也逐渐增加，有的甚至可与公室相匹敌。西周以来“唯卿备百邑”，“卿赋百乘”的制度，早已破坏。在春秋中期，晋国强室郤至已是“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之军”（《国语·晋语》）。《左传》宣公十七年载郤克仅“以其私属”就想去讨伐齐国。公元前537年“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乘）”。杜注曰：“成县，赋百乘也。”（《左传》昭公五年）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于公元前562年“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至公元前537年，又“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484年，齐伐鲁，冉有谓季孙氏：“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后来鲁国仅用“季氏之甲七千”和“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打败了齐师（《左传》哀公十一年）。
大夫之军该有多少，《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有车百乘者也，此一国之权臣也。”《汉书·刑法志》：“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谓百乘之家。”孔子说：“家赋不过百乘。”（《礼记·坊记》）《左传》哀公二年孔颖达疏引孔子语：“百乘，卿之极制也。”据此，大夫的军队最多不得超过百乘，但春秋时大夫实际拥有的车马远非如此。如鲁国季氏通过“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控制了鲁国的大部分军队，其军队达到千乘（《公羊传》定公八年）。
总之，春秋晚期，诸侯之权落入大夫手中，“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大夫手中的军队得到快速发展，而公室军队相对减少。《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晋公室已是“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春秋时，公室与大夫的军队各属己有，赋从己出。大夫的乘马还打上特有的标志以明示其归属。《左传》定公十年载，鲁叔孙氏家臣驷赤曾说：“叔孙氏之甲有物。”杜预注：“物，识也。”楚令尹子重曾“请取于申、吕以为赏田”。楚王没有同意，因为变为赏田，军赋归受赏者所得，楚王军赋来源将要减少。另据《左传》昭公五年，薳启强论晋事，既言韩氏、羊舌氏两家据“九县”之地，有“长毂”九百；又言“晋室有土地四十县”，军车“四千乘”，已将公、私军队截然区分开。
虽然大夫的军队是独立于公室的，但遇到国家爆发战争，大夫则应率领自己的部队，随国军参战。如楚子强的“私卒”，鲁征虎的“私属”，晋知庄子的“族”，楚子玉的“若敖之六卒”，都曾在国家对外战争中，随国君参加过战斗。
大夫军队专有，但须参加国家的对外战争。这种既独立又从属的现象，反映了采邑和国家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
（四） 兵种
春秋时，部队的兵种有车兵、步兵（徒兵）、舟军和骑兵四种。
1． 车兵
车兵是我国最古老的兵种，起源于夏代，流行于商周，春秋时达到鼎盛。车兵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战车，古代又叫戎车、兵车、革车、武车等；楚国称其为“广”或“乘广”。《周礼》将战车分为戎路、广车、阙车、革车、轻车五种。郑玄谓之为“车之五戎”，又解释说：“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即王乘坐的指挥车；“广车，横阵之车也”，即用作阻绝或障碍物的大车，犹如邲之战晋军使用的“屯军”等；“阙车，所用补缺之车也”，即机动战车；“革车，犹屏也，所用对敌自隐蔽之车也”，即有防护设备的战车；“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郑玄：《周礼注》），即战斗车辆。这种分法并没有按战术任务分，也不是按车辆技术性能分，比较混乱。
《孙子》则较科学地将战车分为“驰车”和“革车”两大类。“驰车于驷，革车千乘。”曹操注：“驰车，轻车也，驾四马；革车，重车也……重以大车驾中”（《孙子略解》）。又梅尧臣注亦说：“驰车，轻车也；革车，重车也。”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二：“古者，车兼攻守；合而言之，皆曰革车；分而言之，曰革车，又曰轻车、重车。”各国制造战车选材亦不尽相同，“吴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左传》定公四年）。
春秋时，车战规模十分庞大，各大国的战车，一般均在千乘以上。至后期，有的国家可动员兵车至五千乘以上。春秋时车战大盛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技术日臻熟练，特别是与制造战车设备有关的行业的高速发展，为战车的制造奠定了基础。第二，日益频繁的战争对于战车的迫切需要，促使列国重视制车业。第三，春秋时战争主要发生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这里地势平坦，便于战车驰骋。到春秋战国之交，随着铜、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改进，步卒的装备大大增强。同时，战场范围从中原扩大到山地和江河湖泊地带，车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步兵相对提高了其重要性，并逐渐代替车兵而成为战场的主要兵种。
2． 步（徒）兵
春秋时，中原地区以车战为主，虽有步兵跟随，但不起重要作用，只是战车的从属徒兵。但地处中原边沿地区和中原山区的小国，则仍然以步兵为主，没有或极少有战车。江南水网地区的吴、越等国，战车数量很少，始终有独立的步兵，而且还是军中主要兵种。至春秋后期，中原各国的徒兵，也有脱离战车自成兵种的趋势。以步兵组成军，最早见于郑国。《左传》襄公元年：“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入其郛，败其徒兵于洧上。”郑子产死后，子大叔执政，“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晋国为了和狄族的步兵部队作战，也先后建立了三支独立的步兵，称为“三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以后又在与无终国的作战中，放弃战车，全部改为步兵，重新组织进行战斗。华夏诸国以独立的步兵作战似从晋国开始。
公元前493年，晋公孙龙在铁之战中，曾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取蜂旗于子姚之幕下”（《左传》哀公二年）。吴、越间战争，步兵的使用最为频繁。公元前505年，吴楚之战中，吴选“割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上述情况表明，独立的步兵在一些国家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3． 骑兵
骑兵在春秋时开始出现并发展，特别是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国家和部落，已组成可观的骑兵部队，称为骑寇，常常骚扰中原各国的边境。秦与戎狄杂处，故受其影响而建立骑兵。《韩非子·十过》：赵襄子“乃召延陵生，令将军车骑先至晋阳”，又称秦穆公“革车五百乘，畴骑二万，步卒五万”。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列国，各有了骑兵，但数量不多，而且在以车战为主的年代里，骑兵的快速反应这一优越性显示不出来，所以终春秋之世，骑兵始终没有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
4． 舟军
在江河纵横，“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的吴、越、楚等国家，舟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军事力量。
吴、越地区使用舟楫具有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江浙地区在原始社会人们已使用舟桨。文献记载：“周成王时，于越献舟。”（《艺文类聚》卷七七引《周书》。）襄王七年（前312年），越献魏“舟三百”（《竹书纪年》）。吴、越地区盛行舟楫的原因是由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因为越人“水行而山处”，故“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越绝书·记地传》）。这种地理环境上南北地区的差异，导致了南北交通方式的不同，“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淮南子·齐俗训》）。这种交通方式的不同在部队建设上的反映就是水军的盛行。越王句践有一支部队“习流二千人”（《史记·越世家》）。《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注引徐天祜曰：“习流，是即习水战之兵。”春秋时，水战主要在吴、越、楚等国之间进行。齐国由于临海，一度也曾建立过水师，并与吴国发生过水战。《左传》哀公十年：“齐人杀悼公，赴于师。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
吴、楚之间的水战颇为频繁。公元前549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5年，“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水战在吴、越两国之间最为激烈。吴王夫差北上中原，赴黄池盟会时，“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溯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于是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王军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明日将舟战于江，及昏，乃令左军衔枚溯江五里以须，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夜中，乃命左军、右军涉江鸣鼓，中水以须。吴师闻之，大骇曰：‘越人分为二师，将以夹攻我师。’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师，将以御越。越王乃令其中军衔枚潜涉，不鼓不噪以袭攻之，吴师大北。越之左军、右军乃遂涉而从之，又大败之于没，又郊败之，三战三北，乃至于吴。”（《国语·吴语》）
除了这次战役以外，吴、越有笠泽之战、夫椒之战、槜李之战、干隧之战等重大战役主要都是在水上进行的。由于其作战的特殊性，吴国还将在艾陵之战中所教的八百乘全部送给了鲁国。由此可见，舟师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春秋后期的战场上已十分活跃。
有关舟师的制度，据记载：舟师以战船为单位，“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共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之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8。战船的名称很多，有下翼、小翼、突冒、楼舡、桥舡等称谓。水师的训练参考陵军（陆军）的车战法。“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太平御览》卷七七〇）又有戈船，“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玡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所谓戈船，《史记》集解引张晏语：“越人于水中负人船，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此为名也。”又引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干戈，因谓之戈船也。”旧题刘韵《西京杂记》六：“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毛旌葆摩盖。”
吴、越的战船都是本国制造的，在这两个国家有专门的船厂。据《越绝书·外传·记地传》：“舟室者，句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石塘者，越所置军船也。塘广六十五步，长三百五十三步，去县四十里。”还有专门的军港：“防坞者，越所以遏吴兵也，去县四十里。”防坞在今绍兴附近。固陵（今萧山附近）也是古越国军港，“浙江南路西城者，范蠡敦兵城也。其陵固可守，故谓之固陵。所以然者，以其大船军所置也”。
春秋中期后，造船技术和造船能力大大提高，舟船质量及数量均大有发展，加上水战兵器的开发和改进，使舟师有可能成为吴、越、楚等国最重要的兵种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