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宣王废止籍田制以前，公社农民只服兵役，不缴纳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战时人民才交纳食草、当差等。关于籍田的用途和意义，《国语·周语上》言之甚明：“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尚书·费誓》：“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鲁人三郊三遂，峙乃桢榦。甲戌，我惟筑，无敢不供，汝则有无余刑，非杀。鲁人三郊三遂，峙乃刍茭，无敢不多，汝则有大刑。”孔子曾说：“有军旅之出，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国语·鲁语》）鲁人在战时才交纳一定的税等，即当所谓“周公之典”。
西周军战没有征发车马牛及兵的记录。孙诒让曰：“六乡之士卒，出于公里，而兵车、大车、马、牛出于官，六遂之士卒，出于遂道，车马牛亦出于官，所谓出兵而不出车也。”这种乡遂但出士卒，而不出军需，“车马牛出于官”的情形，是符合西周情况的。
周王室废除籍田制后，赋和税开始分离，车马兵甲的征收演变为“赋”。《汉书·食货志》云：“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予之用。”也就是《刑法志》所言的“税以足食，赋以足民”。赋已包括兵役和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的征收。赋就是《周礼·天官·大宰》的“九赋”，即“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弊余之赋”。
赋的征收方法和标准，郑玄谓“邦中之赋，二十而税一，各有差也”，盖根据《周礼·地官·载师》所谓“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郑玄注：“玄谓赋，口率出泉（钱）也。”春秋时赋的征收，从《周礼·天官·司会》所说的“以九赋之法令田野之财用”看来，应为征收谷物。其征收标准为田野之征，与地税类似。
春秋时，继周宣王“不籍千亩”之后，齐国“相地而衰征”，晋国“作爰田”，鲁国“初税亩”，列国相继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赋税开始分离。如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楚国“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直至秦国的“初为赋”等，军赋制度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体制。
（一） 齐国军赋
齐国在桓公时，实行“相地而衰征”，在春秋列国中率先废除籍田制，最早在兵役之外，征收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但征收标准没有明确的记录。
（二） 晋国军赋
晋国于鲁僖公十五年“作州兵”，这既是兵役制度，也是车马兵甲等军赋制度的改革。其原因是由于晋惠公在韩原为秦所败，“兵甲尽矣”，故“征缮以辅孺子……甲兵益多”，为报秦仇，“晋于是乎作州兵”，“以为君援”。《晋语》韦昭注：“征，税也，言当赋税以缮甲兵。”“州兵”之兵，乃兵甲之兵，同于后来楚国的“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包括兵役与军需的费用。
（三） 鲁国军赋
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初税亩”，田税由助法变为“履亩而税”的彻法以后，军赋也开始了兵甲等军需费用的征收。《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这是鲁国军赋征收兵车等费用的开始。关于“作丘甲”，《穀梁传》成公元年：“作，为也，丘为甲也。丘甲，国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为非正何也?古者立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也。丘作甲，非正也。”
鲁之所以“作丘甲”，据《左传》说是“为齐难”，与晋为秦难而“作州兵”同。但晋国的州，在《周礼》中属于乡，说明晋国军赋的征收只限于乡内；丘为都鄙，可见鲁国军赋的征收已扩展至都鄙。
鲁哀公十二年，鲁国“用田赋”。《鲁语》韦昭注引贾逵说：“田，一井也。”《公羊传》哀公十二年何休注：“田，为一井之田。”故鲁哀公的“用田赋”，已是以井田为单位，对车马兵甲等军赋的征收，实际已像田税一样履亩而征了。
鲁国按亩征收军赋的数量，可能和田税一样是什取其一。《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彻是“什一而彻”，可能是鲁“用田赋”以后，在“什一而彻”的田税外，又增加了按田亩征收什一的军赋。(www.xing528.com)
（四） 郑国军赋
郑国于鲁昭公四年“作丘赋”，它是在鲁襄公三十年子产使“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即整理田制的基础上制定的。它的征收，同于鲁国的“作丘甲”，包括车兵、徒卒以外的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丘赋的征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但大大加强了国力。《左传》昭公四年记子产“作丘赋”，受到国人的非难，子产回答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公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充分表明子产为了国家利益，不顾个人死生，坚持赋税改革的决心。
春秋中期以前，列国军队尚少，故晋以州为单位，鲁、郑以丘为单位，征收军赋。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军备的增加，军赋的征收逐渐变为以井田为单位。这种做法最早起于楚国。
（五） 楚国军赋
楚国在公元前548年开始实行以井田为单位征收军赋的方法。《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甲午，掩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楯之数。即成，以授子木。”掩治理军赋，是在肥沃的土地上划定井田，计量征收赋税。
（六） 秦国军赋
秦国对田税和军赋的改革，在列国中最晚，《史记·秦本纪》：“（孝公）十四年，初为赋。”“初为赋”，《史记》索隐引谯周说：“初为军赋也”，专指车马兵甲等军需费用。
从春秋到战国初年，各国陆续对军赋进行了改革，赋在兵役之外，不仅包括车马兵甲等军事费用的征收，还逐渐成为这一费用的专称。
春秋时兵役和军赋的征收虽有定制，但可以任意伸缩，加倍或减免。《左传》襄公十一年：“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
西周末年废籍田制后，经过春秋各国的田制改革，赋与税虽然还都是按田亩来征收谷物，但不仅用途不同，来源也不同。税源于以前“九一而助”和“什一而彻”的办法，赋却是建立在兵役的基础上，而兵役则按人口征发。赋在春秋时之所以和税一样都是按田亩来征收，是因为这时还存在着受田制度，井田还没有完全破坏。等到战国中期商鞅变法后，农民逐渐丧失土地，赋才变为按人口征收货币。
春秋时代，天子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晚期，更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各国为了争取霸权，纷纷改革兵制，扩大兵源，提高在战争中的竞争能力。春秋时的军事体制，无论兵役、兵源、军赋和军事编制上，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赋税分离。西周时的赋，仅指兵役，车马兵甲等军事费用与祭祀禄食等行政费用同出于公田收入。至春秋后，赋、税开始分离，行政费用的征收称税，军事费用的征收与兵役合并为赋。“赋供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汉书·食货志》）
其次是兵役的扩大，《周礼》所定的军队人数一再被打破。春秋时由于实行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大量公社农民取得了与国人相近的地位，都有资格成为士兵。随着战争的扩大，本来只限于国人中实施的兵役制度，扩大到整个农民阶层。如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以及楚国“量入修赋”等，将战争动员与赋税统一起来，以扩大士兵的来源，增加国家的收入，从而提高战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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