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刑法与成文法的公布实践

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随着井田制的破坏，宗法分封制与世族世官制的衰落，县郡制的陆续形成，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引起了法律制度的变革。变革主要表现为成文法在有些国家开始出现，如郑国的《刑书》、《竹刑》，晋国的刑鼎，这些刑法的公布突破了以往法不宣众的状况。

（一） 郑国的法律

1．子产铸《刑书》

在春秋后期，郑国执政者子产于周景王九年（前536年）首先创制了新的法律。《左传》昭公六年：“三月，郑人铸《刑书》。”杜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郑国子产所铸《刑书》，其具体内容，已无法得知。《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于临终前告诫子大叔说：“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从上述言论来看，子产同以后的法家一样，是主张严刑峻法的。

2．邓析作《竹刑》

郑国在子产铸《刑书》后，邓析于公元前501年作《竹刑》。《左传》定公九年：“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杜注：“邓析，郑大夫。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因为刑法只能由国家来制定，而不能私造，邓析私造刑法，所以被杀。《竹刑》是在《刑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之符合形势发展的需要。《左传》昭公二十年：“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尽杀之，盗少止。”《竹刑》可能是增多了治盗贼的条文，同子产的《刑书》相比，在内容上没有原则性的差异，故在邓析被杀后，仍为郑国所采用。

先秦诸子和《左传》对于邓析死于谁手以及如何评价邓析和《竹刑》说法各不相同。《荀子·宥坐》：“子产诛邓析史付。”《吕氏春秋·离谓》、《列子·力命》均说子产诛邓析。根据《左传》邓析被郑驷歂所杀为鲁定公九年，而子产已于鲁昭公二十年死，时间相距二十年，所以诸子说邓析为子产所杀，显然与事实不符。另外，对于邓析死后郑国是否还用《竹刑》，古书所记亦有相当出入。《列子·力命》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屈之，子产执而戮之，俄而杀之。然则子产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也。”《列子》虽误认子产杀邓析，但还承认郑国仍用《竹刑》。《吕氏春秋》则不但对邓析作了全盘否定，甚至连《竹刑》也不屑提到。《离谓》说：“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嚾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

综观诸书所记，当以《左传》较为正确。驷歂杀邓析而仍用其《竹刑》，反映了随着春秋后期政治、经济的发展，《刑书》中简单的法律条文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竹刑》的出现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

邓析《竹刑》的内容，已不可详悉。今本《邓析子》中记载有许多法的理论，如《无厚》：“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循名责实，察法立威”；“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传辞》：“循名责实，实之极也；按实定名，名之极也”；“夫治莫大于私不行，功莫大于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与法争，其乱也甚于无法”。《无厚》：“天于人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这些说法体现了法家的法、术、势以及无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思想精神，故《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法家类邓析子提要说：“其大旨主于势统于尊，事核于实，于法家为近”。

经考定，今本《邓析子》为伪书，但其中若干篇章，可能出于其弟子或后学之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邓析的真实思想。因此，邓析同后世的刑名学应有某些渊源关系。

（二） 晋国的法律

1．从“士之法”至“被庐之法”

晋献公时，公元前668年士为晋大司空，首先制定了法律，具体内容不详。晋悼公时，“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

晋文公四年（前633年），“作被庐之法”。《汉书·刑法志》应劭注曰：“搜于被庐之地，作执秩以为六官之法，因以名之也。”“执秩之官”、“被庐之法”，在《春秋》三传中语焉未详。《国语·晋语四》有所言及：“公属百官，赋职任功，弃债薄敛，舍施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

“公属百官，赋职任功”，正是“作执秩以正其官”的具体内容和主要精神。这时职官中虽已有“异姓之能”，但仍以西周时的亲亲、尊尊为区别尊卑的标准。因此作“执秩之官”的实质，就是维护西周以来诸侯国内公、大夫、士、庶人、工商、皂隶、官宰的等级制度；而“被庐之法”，就是维持这种秩序的法律。因此，作“执秩之官”、“被庐之法”，依然是巩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法度，因此曾受到孔子的赞扬。

2．赵宣子制《常法》(www.xing528.com)

《左传》文公六年（公元前621年）：“宣子（赵盾）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陀，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常法》的精神实质有两个方面，一是改施政方针，置司法官吏，制刑法，根据罪行轻重作处决；裁断民事纠纷则以契书为依据。二是提拔贤能者为官。《左传》宣公二年，赵宣子“乃臣卿之适可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使异姓大夫开始代为公族，开晋室卑弱，政在家门之风范。从《常法》内容来看，已很少有西周以来以“亲亲”为主，维护旧贵族等级秩序的痕迹。如“续常职”，孔疏：“职有废阙，任贤使能，令续故常也。”“出滞淹”，孔疏：“贤能之人沈滞田里，拔出而官爵之也。”可以发现，它已在新的形势下，成为以尚贤为主，维护巩固新的等级秩序的依据。这同“被庐之法”相比，明显的有某种新气氛，故被孔子指责为“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3．范武子之法

范武子（士会，士之孙）在晋景公时，即公元前593年，从周“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左传》宣公十六年），“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国语·周语中》），其内容已不能详知，因他是按照夏、商、周三代典礼而修的法，当是恢复旧有的礼仪制度和等级秩序。其后到晋悼公时，“使士渥濁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

4．范宣子的《刑书》

范宣子（士匄，士会之孙）在晋平公（前577—前531年）时，为晋国执政，曾制定《刑书》。按孔疏说这部刑书“施于晋国，自使朝廷承用，未尝宣示下民”，在当时尚未公布。

由于晋铸刑鼎，所著范宣子作的《刑书》，《春秋》三传和其他史籍不载其事，故《刑书》的内容和立法精神就很难详知。今天我们只能从史籍中作一些推测。范宣子乃士之后，其时士之法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左传》成公十八年，“使修士之法”。范宣子十分注重其家世，誉之为“死而不朽”。故在处理争端时，常以先祖之法为楷模。《国语》载：“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久而无成，宣子欲攻之。”究竟如何处理，他最后求问于訾祏，訾祏答：“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士），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士会），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辑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国语·晋语八》）。范宣子即以此中止了与和大夫的争田，“宣子说，乃益和田而与之和”。可见范宣子的《刑书》，至少有部分来源于士之法。但更大程度上本自赵宣子所制定的《常法》。

5．　铸刑鼎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晋国学郑国公布了成文法，铸造了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逐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晋铸刑鼎，遭到了鲁国孔子的反对。孔子以为晋国只应用“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人民才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蔡史墨也认为“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由孔子等人的坚决反对说明，晋国将《刑书》铸于鼎上进行公布，是突破了以往法不示众的旧制度。

（三） 楚国的法律

楚国在春秋时两度制定法律。第一次是楚文王时作《仆区法》。《左传》昭公七年：“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杜预注：“仆区，刑书名。”服虔注：“仆，隐也。区，匿也。”为隐匿亡人之法也。这是楚文王仿照周文王“有亡荒阅”之法而制定的。《仆区法》除严禁奴隶逃亡外，又规定“盗所隐器（隐匿盗所得器物），与盗同罪”。

第二次是楚庄王时作《茅门之法》。其内容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群臣、大夫、诸公子入朝，马蹄践霤者，廷理斩真辀，戮其御。”茅门，又叫雉门，是宫门之一。廷理为楚国最高司法官。依《茅门之法》的规定，诸侯、大夫、公子入朝时，车不得进宫门，以保障国君的安全。

此外楚国还设有《将遁之法》：楚发兵相成，而将遁者诛。若不及诛而死，“乃有桐棺三寸，加斧质其上，以殉于国”。

楚国法律的最大特点就是吸收了商代的严刑峻法，“有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尚书·盘庚》）。虽王子犯法，刑之无赦。终楚之世，从没有见一个战败的将领仍居其位的。贵族伏法也是常见之举。楚共王时，王宫被盗，郢大夫江乙被罢官。楚康王时令尹子南所养宠人观来益禄而有马数十乘，于是康王“杀子南于朝”。平王功臣令尹子旗因与养氏相为比党，贪求无厌，于是平王“杀斗成然而尽灭养氏之族”。春秋时期，见诸《左传》所载，被迫自杀或被处死的楚国令尹竟有九人。楚国法律森严，王子公孙、达官显贵决不能仗势犯法。这同中原国家的“刑不上大夫”相比，楚国法律制度显示了相当的严酷性和进步意义。

春秋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法律制度也开始变革。春秋时代法律制度变革最鲜明的标志是成文法的公布。郑铸刑鼎、晋铸刑鼎、邓析制《竹刑》，正是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而产生的成文法。由不成文法变为成文法，在我国古代法制史上有重大的意义¹。

在这一时期，法、刑开始分离，法较刑的范围宽泛，刑寓于法中，法概括了刑。春秋中叶以后，列国皆公布了刑书，其刑罚种类，有的是承续前期，如鞭刑、流放、赎刑等；也有新创的，如“刺”（内杀大夫）等刑²。

春秋时代的法律内容是逐步变化的。早期楚国的“仆区之法”、晋国的“被庐之法”是为维护宗族贵族的统治，巩固旧的等级秩序而设的法律。到中期晋赵宣子的《常法》开始改变西周以来以“亲亲”为主的精神，提倡“任贤使能”的新精神。春秋后期《刑书》等成文法的出现，虽具体内容不能确知，但从严刑峻法和加强对“盗贼”的镇压来看，是开了法家思想的先声，具有维护封建新制度的内涵。对于《刑书》的内容和意义，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晋国的《刑书》保护了封建地主阶级财产私有制，打破了奴隶主垄断法律的权利，有助于晋国争霸的胜利³。有的则认为过去对晋《刑书》评价过高，其中心思想还是维护旧的礼法制度和等级秩序⁴。我们认为成文法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变革，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