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都鄙制-稳定秩序，促发展

都鄙制是西周到春秋时各国普遍实行的地方组织制度。所谓都鄙制，其实质就是国野制。《周礼》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国的本义为城邑，指国都。在春秋时，都的含义有几种，一是诸侯的国都。另外，当列国大夫势力强大后，他们的封邑或重要的城池也可称为“都”，“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野又可称为鄙。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国语·齐语》韦昭注：“国，郊以内也；鄙，郊以外也。”所以都鄙制即国野制。称国野为都鄙是从春秋中后期开始的。

春秋时，都鄙两大政区区域普遍存在。就诸侯而言，他居住的国都以及近郊，组成都的政区；而郊以外则是野鄙。随着卿大夫世族力量的发展，都的数量和规模迅速扩大，以卿大夫居住的邑和邑外的郊构成了新的都鄙组织。因此，春秋时都鄙的形态和结构是多层次的。就居民而言，以国君（或大夫）为首的贵族和国人居于国都及附近四郊，以郊为界，广大的被统治者野人（即庶人或鄙人）则居于郊外的广大地区。国都中的国人有人身自由，可以享受各种政治权力。郊外的野人在政治上虽有相当的限制，但他们的身份并不是奴隶，他们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属于身份较低的公社农民。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他们不能被随便处死。《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晋公子重耳过卫，“卫文公不礼焉，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土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堂堂贵族受到野人的侮辱，不但没有杀他，连“鞭之”也没有实施，反而“稽首受而载之”，说明了野人的身份高于奴隶。野人不但可以免遭杀戮，还敢讥讽统治者。《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会于洮，大子蒯聩献盂于齐，过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娄猪，盖归吾艾豭?’大子羞之。”

齐、郑、楚都鄙的特点：齐国同中原各国一样，社会组织实行“国（都）”和“野（鄙）”二级制。到管仲时，“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对都鄙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所谓“参其国而伍其鄙”，就是在全国设置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令士、农、工、商各等级不可杂处迁徙，互相隔离居住。另外，又制鄙为五属，即将郊外的地区划分为五区，属下有县，县下有乡，乡下有卒，卒下有邑，邑下有家。每邑三十家，每卒十邑，每乡十卒，每县三乡，每属十县。五属设五大夫掌管行政，设五正掌管司法。在鄙中推行了许多谋求发展生产的措施，如“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国语·齐语》）。还从鄙中选拔秀民为士，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综观“参其国而伍其鄙”的作用有两点，一是“定民之居”，二是“成民之事”。这一制度的推行，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齐国经济，增强国力，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齐国的称霸奠定了基础。

郑国由子产主持，进行都鄙改革，“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为伍”（《左传》襄公三十年）。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同时把士民按五家为伍编制起来，大体如齐国所做的。
(www.xing528.com)

楚国在灭国置县时，没有打乱原来民族的社会组织，而只对其都鄙结构予以局部改革，并派县公进驻都城行使管辖权。《荀子·非相》曰：“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期思为楚县，县下有鄙，表明楚境内的若干楚县，其实就是若干个都鄙结构，县邑即都，县邑外是鄙。这若干个小都鄙相对于楚国的都而言，又与封邑一起构成了鄙的整体。

西周、春秋时代的都鄙制，是在生产力不很发达，农村宗族公社组织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产生的。到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公社逐步瓦解，个体经济形成，居民的流动杂处及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都鄙制开始解体，国家变为独立性更强的，以划分县郡、募辟官僚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