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集市的繁荣与市场组织管理

《周礼·考工记》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是对国都布局的概述，说明城邑中都有固定的商业区——市。从文献记载来看，春秋各国都城中普遍设有市。《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述：楚人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文公十八年记述：鲁夫人哀姜被赶回娘家，将要离开鲁国时“哭而过市……市人皆哭”。宣公八年：“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昭公三年：齐国大臣晏婴住的“宅近于市”。昭公十八年：郑国大火，“三日哭，国不市”。哀公十六年：楚国“市南有熊宜僚者”。《国语·吴语》也记载：“吴国市无赤米。”除都城外，大夫的邑中也有市。如鲁国臧会逃到郈邑（今山东东平），郈邑大夫鲂假让他做郈市的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城邑以外的农村似也有市，《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谈到井田制时，何休注：“因井田以为市，故俗语曰市井。”如这记载确实的话，当时农村应有临时集市。

各国市场交易的情况，文献记载中以齐国较为具体。如《左传》昭公三年记述：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晋臣叔向宴请晏子，席间晏子谈到齐国市场的情况时说：“齐旧四量：豆、区、釜、锺。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锺。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锺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又载：“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晏）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屦贱。’既已告于君……景公为是省于刑。”从以上两段记载可以看出齐国市场交易有如下情况：（1）因市场交易的需要，齐国已有统一的量器，分豆、区、釜、锺四级，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锺，这是齐国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标准。虽然齐有国家度量衡制度，但大贵族仍可私设，像陈氏那样将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使锺的容量更大，这种随意加大量器以笼络国人的做法，反映当时齐国度量衡制度并不严密。（2）市场上交易的物品相当丰富，从木材、鱼、盐、蜃、蛤到假足、鞋子，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市场交易非常热闹，人来人往才会“湫隘嚣尘”，不宜于贵族们居住。（3）贵族们的日常生活已离不开市场，所以晏子说“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他宁愿住在喧闹多尘的市场附近以图方便。（4）由于常去市场，大臣们对于市场的情况相当了解，知道哪种商品贵，哪种商品便宜。同时贵族大臣也要通过市场来了解国情，以提出对策，晏子就是根据“踊贵，屦贱”来建议齐景公省刑。这些都反映出市场交易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5）“国之诸市”，说明齐国国都所在地临淄决不止一个市场，而是有好几个，由此推测春秋各国市场不仅繁荣，而且众多。另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把国都（临淄）划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士农之乡十五，工商之乡六：“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所说“市立三乡，”就是将商人聚居的市分设三乡。按照当时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的乡里组织系统，三乡当有一百二十个里，共六千商户集中居住于临淄的市区。

春秋时代各城中的市场规模相当大，如郑国的市可列军阵，“反军于市”（《左传》成公十六年）。又如陈国的“市也婆娑”（《诗经·陈风·东门之枌》），可以容纳人们在其中翩翩起舞。在这样宽广的市场内，有专卖某种物品的铺子或街市。《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这可能是指专卖酒和熟肉的铺子。《左传》襄公三十年记郑国贵族“伯有死于羊肆”，杜预注：“羊肆，市列”，为专卖羊的街市。各国的市场均设置专门的官吏，如齐的“市椽”，鲁的“贾正”，宋、郑、卫的“褚师”，楚的“市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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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税收是各国重要的财政收入，所以统治者十分重视。春秋各国征税的记载很多，无论城关和市场都有专门收税的官吏。如宋国御者耏班因立战功，宋国国君就将城门赏给耏，让他征收城门税，并将此门称为耏门（《左传》文公十一年）。又如齐景公问晏婴如何让百姓亲附，晏婴将减少关口和市场税收作为主要建议之一（《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明齐国的商业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再如鲁国的臧文仲新设了六个关口收税，孔子认为这是“不仁”的三件事之一（《左传》文公二年）。由此可见，鲁国关卡林立，到处收取商税。

春秋的商税各国究竟收取多少，没有确切的记载。《管子·大匡》记述了齐国的税额，其文说：“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幼官图》又说：“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这两种说法不相统一，也许是因为当时的市税和关税并不固定，有时是五十分之一；有时分别是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一；有时可能超过百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