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初的商业和手工业控制在官府手中，实行“工商食官”制。《国语·晋语四》：“工商食官”。官府商人不仅隶属于官府，而且和手工业者一样是世袭的。“商之子恒为商”（《国语·齐语》），“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国语·晋语四》），“人民不迁……工贾不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官府商人不能随便迁徙，改变其职业。官府商人在市井中居住，“处商就市井”，并且“市立三乡”（《国语·齐语》），与农民、手工业者一样，生活在公社组织中。
春秋时商业虽然由官府控制，但私商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在有的国家中力量已相当强大，他们中的上层已参与政治。如齐桓公的相管仲，据说就是“鄙之商人”（《战国策·秦策》），他上台之后提出减轻商税，发展商业的政策。又如郑桓公立国时就与商人订立盟约，统治者对商人发誓说：“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郑统治者不能强买和掠夺商人的货物。后来晋国大臣韩起想强买郑商的玉环，就遭到郑执政子产的反对，认为这将违背郑祖先的盟誓（《左传》昭公十六年）。由此可见郑国私商只要不叛国可以自由行动，当然属自由民身份。郑私商不仅有自由，而且有较高的地位。如公元前627年，秦国军队偷袭郑国，到达滑国，碰到准备去成周经商的郑国商人弦高，他得悉秦军的来意，一面假称受郑国君委托，以四张熟牛皮、二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一面派邮车紧急向郑报信。秦军以为郑国已有准备，不敢继续向前进军，只好灭了滑国就回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这件事反映了郑国私商在郑的地位举足轻重，如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弦高不可能以国君的名义来交涉，秦军也不可能轻易相信。又如公元前588年被楚国俘虏的晋国大臣荀，为了外逃，曾与郑国商人私下商量，郑国商人打算将荀藏在大口袋内偷运出境，后因楚王释放了荀而没付诸行动（《左传》成公三年）。这事说明郑国商人的势力不仅在本国强大，而且已远及楚国，并直接参与了当时最激烈的晋、楚两大国间的政治斗争。除了郑国外，晋国的大商人也直接插足政治。《国语·晋语八》：“夫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都城的大商人居然像外交使节一样，坐着豪华的马车，穿着艳丽的服装，到各诸侯国去行贿，可见他们的政治地位已相当高，他们不仅有经济实力，而且成为统治者中一个独特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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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各国纷纷出现大商人。正如管仲所说：“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汉书·食货志》）上述齐、郑、晋的商人均是富比诸侯的大商贾。春秋战国之际比较著名的大商人有越国的范蠡，他助越王句践灭吴后，“变名易姓”，越海经齐至陶，自称陶朱公，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子孙积财“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还有孔子的弟子端沐赐（卫国人，字子贡），他“废著（居）鬻财于曹、鲁之间”，发迹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所以扬名天下，也靠了这些弟子的宣传彰扬（《史记·货殖列传》）。子贡是个政治家、外交家，他“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他又是个大商人，“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从范蠡、子贡两个例子看，前者是从政治家变为大商人，后者是从大商人变为政治家，这一方面说明大商人已是春秋时代统治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已开始互相渗透和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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