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探讨六种手工业的进步

玉、石、骨器仍是春秋时的重要手工业部门，用玉、石、骨制成的装饰品尤为各级贵族所珍视，同时也是人们用于交往、祭祀、随葬的重要器物，所以文献中常有记载。如《左传》成公二年：“齐侯使宾媚人赂（晋等诸侯）以纪甗、玉磬与地。”昭公七年：“（齐）赂（燕）以瑶瓮、玉椟、斝耳（均为玉器）。”昭公十七年：“郑裨竈言于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瓒，郑必不火。’”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镶玉的马饰）。”《诗经》中更有制作玉、石器的描写。《卫风·淇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中所说的“切”、“磋”、“琢”、“磨”、“错”、“攻”都是制作玉、石器的具体工艺，反映了当时这些手工业制作相当普遍，已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这才会在民间诗歌中作为比喻来引用。

苏州真山大墓出土的玉覆面

春秋时的墓葬和遗址中大量出土玉、石、骨制作的器物。一般大墓中出土几百、成千、上万件；中墓中出土几十、上百件；小墓中也出土数件。如江苏苏州浒墅关真山吴国大墓出土玉覆面、玉瑗、玉戈、玉钩、串饰等玉、石器11275件⁵⁰；河南淅川下寺25座楚墓共出土璧、璜、簪、梳、琮、玦、珠、牌等玉、石器3550余件，石磬3套，每套13件⁵¹；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晋大墓出土石磬13件，玉、石饰545件⁵²；山西长子7号晋中型墓出土骨、角器13件，骨贝76枚，玉、石器95件⁵³。除墓葬外，春秋遗址中出土的玉、石器数量也十分惊人，如山西侯马盟誓遗址出土了五千余片写字的玉片和石圭片，其中完整的六百余片⁵⁴；河南温县盟誓遗址更出土石片盟书一万余片⁵⁵；江苏吴县严山出土了吴国玉器窖藏，共出土玉器、彩石器和料器402件⁵⁶。

苏州真山大墓出土的虎形玉饰

骨、玉、石器的作坊遗址在周、郑、鲁、齐、燕、晋等国故城遗址中屡有发现。洛阳东周王城西北角发现各类玉、石器半成品和废品8000多件，足见春秋战国时玉、石作坊规模之大⁵⁷。郑韩故城的骨器作坊面积很大，有7000多平方米，出土有骨锥、骨匕、骨镞、骨贝等骨器成品、半成品，还有废骨料和磨制骨器的砺石⁵⁸。侯马牛村古城南石圭作坊遗址总面积4．9平方公里，从出土的残石圭和遗址情况来看，当时制作石圭大体要经过选料、整料、制坯、定型四道工序，表明石器作坊分工的细致⁵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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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真山大墓出土的拱形玉罩

春秋时代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在早期与西周一脉相承，但至中晚期，从种类、造型、纹饰到制作技术都逐渐摆脱了西周宗教礼制的束缚，向装饰生活化方面发展，其表现为：（1）玉、石器复杂多样，制作随意性加强，改变了西周造型单调、形制雷同的特点，玉、石器中玉佩、串饰盛行，标志着玉、石器的人格化。如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玉佩、玉璧、玉璜等上千件，有的形同活鱼，有的形似灯笼，有的刻出特有的图案，形象逼真，色彩斑斓⁶⁰。又如苏州真山吴国大墓出土的玉、石器中只有少数为葬玉和礼仪器，绝大部分为串饰等饰品，共11262件，占玉、石器总数的99％以上。⁶¹（2）玉、石器多数有纹饰，通体饰纹者较常见，蟠虺纹、蟠螭纹、兽面纹在当时流行。如苏州真山大墓中的虎形玉饰虎身饰蟠虺纹，牌形玉饰为变形夔纹或蟠虺纹，雕纹布局紧密匀称，线条流畅，给人以韵味感。⁶²（3）由于铁器工具的出现及使用，使雕琢玉、石工艺突飞猛进，雕刻、钻孔等技术大有进步。如苏州真山大墓的玉器，在琢玉技法上采用了减地浅浮雕和阴刻阳线相结合及双勾阴线突出阳纹等手法，多数玉器上有一至七个大小不等的钻孔，像油菜籽般大小的珠上也有钻孔，最小的孔径仅0．03厘米63。又如淅川楚墓出土的玉，其兽面纹饰是通过一百多个不同形状、大小各异的隐起面，辅以部分刻线来完成的，达到了浅浮雕的艺术效果⁶⁴。这些雕饰体现了春秋时代玉、石手工业的精湛技艺。

苏州真山大墓出土的牌形、长方形、拱形玉饰

（4）镶嵌玉、石技术在春秋时也达到较高水平。当时已将玉、石镶嵌在剑、带钩、车马器等小物件或鼎、壶、敦、盆等大型铜器和漆器上。如苏州真山吴国大墓共出土不同形状的绿松石嵌饰100余件，有的呈长方形，有的呈腰鼓形，有的呈扁筒形，它们应为剑鞘、漆盆或其他器物上的镶嵌装饰部件⁶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