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的发展及影响，春秋时代丝织业与麻织业

春秋时代的纺织业在商、周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纺织技术、纺织产品、染色技术都有了提高。纺织业的发展对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丝织业是春秋时代纺织业的主要部门。当时在黄河流域的周、晋、齐、鲁、秦、郑、卫、曹和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等国都普遍种桑养蚕。《诗经》中提到采桑、桑园的诗就有十多首，说明农村中采桑、养蚕、织丝是妇女的主要劳动，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方面。由于丝织品产量的提高，各级贵族的衣服以丝绸为主，各国使节互赠的礼物和祭祀祖先神鬼也往往玉帛并列，所谓“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左传》庄公十年）。丝织物的品种有绢、纱、纺、缟、纨、绨、罗、绮、縠、锦等。据《礼记·王制》所记载，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规定每匹丝织品宽二尺二寸（0．438米）、长四十尺（7．96米）、重二十五两（403克）。当时齐国是丝织业的中心，“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据说齐襄公的后宫嫔妃数千人都“衣必锦绣”，齐桓公称霸时曾以花锦厚礼回赠诸侯（《管子·小匡》）。齐景公更在台榭上披盖绣着花纹的丝织品（《晏子春秋·外篇》）。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墓出土了绢、锦、刺绣的残片和玉、玛瑙制作的蚕形器，说明齐国贵族不仅生前重视丝、蚕，还将它们作为重要的殉葬品。墓中的一块丝织品，经密56×2根／厘米，纬密32根／厘米，经丝投影宽0．2—0．5毫米，纬丝投影宽0．13—0．2毫米，这比西周墓中的丝织品精细得多³⁴。南方楚国的丝织业也十分发达。据《管子·小匡》所述，齐桓公伐楚时，要楚王“贡丝于周”。由于丝织品多，有的楚贵族如大夫薳子冯身穿两重锦衣（《左传》襄公二十一年），甚至楚庄王的爱马也“衣以文绣”（《史记·滑稽列传》）。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春秋时楚国的桑蚕纹铜尊，上面的花纹以四片桑叶组成，叶上及四周布满形态各异的蚕，生动地反映了桑蚕生息的状况³⁵。东南的吴、越也盛产丝绸，吴王夫差一次就赐给太宰伯嚭杂缯四十匹（《越绝书·外传记·吴王占梦》）。

麻织品是上至贵族、下至平民的衣服原料，所以麻织业是纺织业中又一重要部门。麻分为苎麻、大麻、葛麻几种。苎麻是中国的特产，用它织成的夏布是西周以来就有的纺织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述了吴公子季札到郑国聘问，送给子产白绢大带，子产回赠其苎麻织成的衣服，说明高级的苎麻衣是贵族的服装，可以当作国交礼品。大麻织品是当时广大劳动者的衣料，其精细者也做成贵族们的衣帽，当时丧服上就用各种不同等级的麻布做衣、帽和带子。要将麻织成布，首先要将麻脱胶，《诗经·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东门之池，可以沤苎”。这是说当时人们在池中沤大麻和苎麻，利用水中的细菌来自然脱胶，然后再缉成纤维，用来纺织。葛原是野生植物，商周时中原已种植，春秋时既采野生葛，也种植家生葛。《诗经》中涉及采葛、种葛和纺葛的有四十多处，《诗经·周南·葛覃》描写了种、收、煮葛到制衣的全过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为为绤，服之无斁。”为细麻布，绤为粗麻布。《论语·乡党》：“君子……当暑，袗绤，必表而出。”就是说一般人夏天外出必在外面套上粗或细的葛麻单衣，说明葛衣的普遍。《越绝书·外传记地传》也记载了越王句践被吴国打败后，在葛山引野生葛为人工培植，使葛产量大增，以葛布贡纳给吴王夫差。《吴越春秋·句践归国外传》更具体记载了越王句践为了讨好吴国，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织成细布十万匹贡纳给吴王，由于赋役过重，使人民艾怨，并作诗讽刺句践的故事。两书都反映了越国可能是当时葛织手工业的中心。

毛织也是当时纺织业的一个重要部门。西周时毛织已在中原盛行，据《周礼·天官·掌皮》记载，当时已用毛纤维织成毛毡。春秋时贵族们的朝服有的用彩色的毛织成，称为毳衣。《诗经·王风·大车》：“毳衣如菼”，是说毳衣像苇荻一样青；“毳衣如”，是说毳衣像赤玉一样红。一般劳动者只能穿粗毛织成的褐。《左传》哀公十三年：“余与褐之父睨之”，“褐之父”就是穿褐服的老者。《诗经·豳风·七月》：

鲁机结构复原图

“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这是说有的农民到了冬天连粗毛做的褐也穿不上。(www.xing528.com)

商周时代的织机在原始的腰机基础上有了较大进步，其时织机上已有提花装置，西周时出现了织锦技术。到了春秋时代，织机逐步完善。《列女传·鲁季敬姜传》对鲁国的织机作了具体的描绘，从中可以推测织机已有了机架、定幅筘、卷经轴、卷布辊、引综棍等装置，还配有清除经纱上的疵点、引纬和打纬的工具，由此可知春秋时已出现了比较完整的织机。

临淄郎家庄1号东周人殉墓出土的丝织品结构示意图

（上为两色织锦，下为丝编织物）

染色在西周已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技术，所以《周礼》中有专掌染色的官职，即“掌染草”、“染人”、“设色之工”等。《诗经》中明确记载了以植物作染料来染色的情况。《小雅·采绿》叙述人们采摘绿草、蓝草（蓼蓝）。《郑风·东门之》描写可染红色的茜草布满山坡。《邶风·绿衣》、《郑风·出其东门》描写人们穿着自己染成的绿色衣裳和白色衣裳，戴着青色、红色的佩巾。由此可见，当时人们是用绿草、蓝草、茜草等植物作染料，将服饰染成绿、蓝、红等不同颜色。《豳风·七月》还记载了劳动者将丝、麻染成黑色、黄色、红色，给贵族们做衣裳。《曹风·蜉蝣》说：“麻衣如雪”，这表明当时人们已懂得了麻布的漂白技术。

在色谱方面，西周强调“五方正色”（青、赤、黄、白、黑）和“五方间色”（绿、红、碧、紫、流黄）的区分，以表示尊卑的不同，各级贵族都要按等级穿戴不同颜色的衣冠。但到了春秋时，这套制度逐渐被打破，色彩要求不是十分严格。据说齐桓公就喜欢穿紫色衣服，使国中百姓仿效他都穿上紫衣（《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齐景公爱穿花衣，一次他穿了黑白相间的上衣和白底绣着各色花纹的下裳，一身衣服五颜六色都齐备（《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诗经·邶风·绿衣》也说人们穿着绿色的外衣，黄色的内衣；绿色的上衣，黄色的下裳，衣裳色彩的这种搭配，将原来的本末、尊卑关系完全颠倒，所以《论语·阳货》说：“恶紫之夺朱”，已成为时代的趋势。春秋时服装色彩的多样化，不仅说明礼制的变化，也反映了当时染色技术的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