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迁都鄀后，国力逐渐恢复。公元前496年，顿国（今河南项城）想事奉晋国，背叛楚国，而断绝和陈国的友好，这年二月，楚灭掉了顿国。次年，吴进攻楚，胡国（今安徽阜阳）君主把楚靠近胡的百姓全部俘虏，楚安定后，进攻胡国，并将其灭亡。隔年，楚为了报复柏举之战蔡联吴攻楚，又包围了蔡国都，蔡以男女奴隶作礼物向楚投降，楚把蔡国迁到长江、汝水之间，蔡请求吴让其迁到吴国去。公元前491年楚攻克夷虎（叛楚的蛮夷），又北上袭破周的梁邑和霍邑，进围蛮氏（今河南许昌一带），兵临上雒（今陕西商县），向晋索要出逃的蛮君，晋因内乱，只得将蛮君献给楚军，楚俘获了全部蛮民而回。公元前489年，吴国攻打陈国。楚昭王打算援陈，在军中得病去世，楚惠王即位。陈原先服楚，屡受吴攻击，后向吴。公元前486年，楚伐陈，吴、楚为陈反复交战。公元前479年，原先逃亡的楚太子建被郑人所杀，其子胜逃往吴，楚王召其回国，命他驻守边境白邑（今安徽巢湖附近），是为白公。他向令尹子西请求伐郑，子西未允，后晋人伐郑，子西反去救援，与郑结盟，白公因此起来作乱，杀死执政子西和子期，劫持了惠王，幸而叶公等起兵讨乱，白公兵败自杀。白公之乱时，陈侵楚。第二年楚乱定后，派兵夺取陈国的麦子，击败陈军并包围陈都，顺势灭掉陈国。后巴人攻楚，楚将其击败。公元前476年，楚军攻打东夷（今浙江滨海处），夷人和楚在敖（今浙江宁波、台州、温州三地间）结盟，东夷臣服楚，楚国势从此复振。
至战国时代，楚更强大，楚威王在公元前334年大败越，杀越王无彊，越分裂成无数小国，臣服于楚。
春秋大国争霸虽大体可分为五个阶段，但综观争霸全过程，主要是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晋、齐和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之间进行，而且南方的楚、吴、越后来居上，成为中原霸主。究其原因，是由于南方经济长足发展的结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将在社会经济章中再作分析。
大国争霸，齐桓公首当霸主，但桓公一死，齐就失去了霸主地位，后齐灵公、齐景公都想图霸，但始终没有实现。这是因齐国地处偏东，国力虽强，但近有较大的鲁国牵制，又受更强的晋国扼制，所以自桓公昙花一现后终不能再继霸业，仅在东方逞强一时。
春秋大国争霸的核心是晋和楚之间的争夺，正如《春秋史讲义》所说：“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晋楚争霸的历史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晋文襄主霸的时代，在这时期内，晋国差不多是中原实际的共主，楚国的势力不能出方城以外。第二阶段从晋灵公即位到景公灭狄止。在这时期内，晋势衰而楚势强，造成‘蛮夷猾夏’的情势。第三阶段从晋景公伐齐到厉公败楚止。在这时期内，晋楚两方势均力敌，实行争霸。第四阶段从晋厉公伐郑到栾氏奔楚止，在这时期内，晋势强而楚势衰，造成晋霸复兴的局面。第五阶段从晋栾氏奔楚到晋楚第二次盟于宋止。在这时期内，晋国因内部分化，楚国也因受吴国的牵制，两方都不能努力于争霸事业，于是酝酿成国际和平的局面。”27我们认为晋楚斗争这五阶段的划分还是比较合理的，从中可以看到晋楚力量彼此消长的大体轮廓。应该指出，虽然战争方面晋胜楚多，但第二次弭兵盟会晋让楚先歃血，并答应跟从晋的多数诸侯朝楚，反映了晋国内部矛盾造成国势虚弱，而不得不向楚作出让步。
晋楚争霸战虽是春秋时代最重要的战争，但仔细分析，双方先后打了四次大仗，但真正的大决战只有一次。第一次城濮之战，晋文公面对的不是全部楚军，而是子玉率领的部分楚军；第二次邲之战，晋国因内部矛盾而退兵，双方也未进行决战；第三次鄢陵之战，晋楚两军才真正展开决战；第四次湛阪之战，晋打败的是公子格的部分楚军。与晋楚决战少相比，晋与秦、齐，楚与吴的大决战倒有数次，这种现象可能与晋、楚尤其是晋统帅将领的战略思想有关。邲之战时，晋土会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犹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左传》宣公十二年）将战争的重点放在攻打弱小和昏乱的国家上，不和强大的楚国决战，这也许是晋国将领的一贯思想。所以，晋、楚宁可打较弱小的国家，相互间尽可能不进行决战。
南方吴、越原是蛮夷之国，它们在晋、楚的扶持下，吸收了中原的政治、文化，发展了本国的经济，加强了军事力量，成为春秋后期的霸主。南方吴、越之间的争霸战争，实质上是晋、楚争霸的延续。斗争的结果是越灭吴，到了战国时代越又被楚灭。与晋、楚相比，吴、越的霸主地位不及晋、楚那样持久，这是因为东南经济虽有发展，但终究基础并不厚实，经不起长期征战。像吴国，北向争霸了一段时间，就造成国内“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国语·吴语》）的局面；同样，越国北上称霸后，也不能长期保持对中原的占领，只能将土地分赐楚、鲁、宋，自己撤兵退回东南。综观大国争霸的过程，一个国家能否长期称霸，必须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其后盾，单靠军事力量维持不了长久的霸主地位。晋、楚虽然都一度中衰，但只要经过改革和自我调整，就能重新复霸，归根结底是它们均统治地域广阔，有强大的人力、物力作依靠，这就是晋、楚成为春秋时代南北两大霸主的主要原因。
1.《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吕氏春秋》又说是“东夷之士”。近人考证都认为“姜”即“羌”，姜尚应为羌人之后。再从《史记》说姜尚建国“因其俗，简其礼”来看不应是东方人，可能是西方羌人。
2.《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天齐池在青州临淄县东南十五里，封禅书云：‘齐之所以为齐者，以天齐也。’”
3.《吕氏春秋·长见》：“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4.《管子·小匡篇》说：“公帅十一乡。”《国语·齐语》说：“公帅五乡。”在数字上与《国语》不合，此依《管子》。
5.《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篇》略有不同，此依《管子》。
6.《左传》庄公十五年：“春，复会焉，齐始霸也。”
7.此见于《国语·齐语》、《晋语》（二）、《史记·齐太公世家》及《管子·小问篇》、《韩非子·说林上》，未见于《左传》。
8.此禁令仅见《穀梁传》。《孟子·告子下》：“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此依《穀梁传》。
9.《史记·晋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此系传说，据《晋公》铭文唐公“左右武王”之语，唐叔以武功得封。
10.《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史记》正义又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由于注释不一，关于晋封地有两说，一说为山西太原，一说为山西翼城，现依太原说。
11.《毛诗谱》：“成侯南徙居曲沃。”“穆侯又徙于绛。”《史记·晋世家》：“翼，晋君都邑也。”《史记》索隐：“翼本晋都也，自孝侯已下一号翼侯，平阳绛邑东翼城是也。”近因山西翼城与曲沃交界处的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墓群的发现，有的学者据此认为：“晋自叔虞封唐，至孝侯徙翼十二侯，又武公代晋至景公迁新田九公，历时共370余年，皆立都于绛，即史学家所称之故绛，亦即今翼城县与曲沃县交界处之天马—曲村遗址。”（邹衡：《论早期晋都》，《文物》1994年第1期）邹说一改过去晋故都迁徙旧说，很有见地。因目前考古发掘和整理还未全面完成，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故仍按旧说叙述晋古都地址。(www.xing528.com)
12.《史记·秦本纪》：“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未说杀蜚廉。而《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此处将两说合而为一。
13.1978年1月在宝鸡县杨家沟太公庙村发现了秦武公钟、镈八件铜器，上有铭文135字，记载了秦襄公受封，秦文公、静公、宁公相传的世系，武公的功绩等事，与《秦始皇本纪》记载相符，同时也证明秦文公、武公所居的平阳即在这一带（摘自卢连城、杨满仓：《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秦公钟、秦公镈》，《文物》1978年第11期）。
14.《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于是秦始征晋河东，置官司焉。”十七年：“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归河东而妻之。”《史记·秦本纪》：“夷吾谓曰：‘诚得立，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两书记载不一。从《左传》僖公十五年所述看，割地不仅在河西一面，应包括河西、河南、河东，仅说河东和河西，似不确切。
15.司马子鱼，此本杜注，另说即大司马公孙固。
16.1994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了春秋早期子犯编钟12件（另有4件由私人收藏）。这些编钟据说是由山西闻喜晋墓中盗出的。钟上面整套铭文共132字，记载了晋文公复国，文公及其舅父狐偃号子犯率师伐楚的史事，证实了《左传》、《史记》有关晋楚城濮之战和诸侯践土会盟的记载，更可贵的是补充了文献中遗漏之处：（1）践土会盟时，楚未来朝天子，子犯及晋文公便又率领六师大举伐楚，才使周王位得以巩固；（2）践土会盟时，子犯也得到周天子赐给的辂车、马匹、衣裳、黼黻、佩等物品，诸侯还进献美铜给子犯以铸造编钟。
17.《左传》文公十四年只载“楚庄王立”，未记穆王去世时间，根据《史记·楚世家》：“穆王立，十二年卒。子庄王侣立”，则穆王应卒于前一年，庄王立于这年。
18.《左传》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卒”，有误。《史记·周本纪》：“子朝攻杀猛”。
19.《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大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此时吴王为僚，其伯父诸樊早已死，王僚子不应是诸樊，《左传》此条记载有错。《史记·吴世家》：“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史记》将“诸樊”改作“公子光”，较确。
20.《史记》谓王僚是余昧子，《左传》杜注和《吴越春秋》亦同。《公羊传》谓王僚为寿梦长庶，服虔亦同。不知《公羊传》所据，仍依《史记》和杜注。
21.《史记》、《吴越春秋》等书谓公子光为诸樊子，《世本》谓夷昧子，《史记》索隐亦云然。《左传》孔疏：“杜言光吴王诸樊子，用史记为说也，班固云司马迁事《世本》为史记，而今之《世本》与迁言不同，《世本》多误，不足依凭，故杜以史记为正也。”
22.豫章地名注释不一，其地指较广的地区，暂作此说。
23.《左传》仅提伍员、嚭谋楚。《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与伍子胥、孙武谋与唐、蔡西伐楚。现合两书提三人。
24.《左传》定公四年所记柏举之战前后的情况和《史记·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等书所载有不同，此依《左传》。
25.鞭尸之事仅见于《史记》、《吴越春秋》，似尚可信，暂以补之。
26.关于越以美人计进西施而弱吴的故事，仅见于《吴越春秋》、《越绝书》，不见于《左传》、《国语》、《史记》等正史，而《庄子》、《墨子》虽也提及西施之名，但其情不明。究竟西施之事是否确有?值得怀疑，故暂不写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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