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向戌和晋楚达成盟约，春秋史上的重要事件

晋楚长期相持，各有胜负，但谁也战胜不了谁，中原小国夹在其中苦不堪言。同时，晋、鲁、齐等国大夫的势力上升，矛盾加剧，忙于国内争夺，也希望有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这就促使弭兵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

公元前548年，晋国赵武执政，命令减轻诸侯对晋的贡品，而重视礼仪。鲁国叔孙豹进见他，赵武对叔孙豹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因为齐国的崔氏、庆氏新近当政，将要向诸侯谋求友好。我和楚令尹（屈建）亲近。如果恭敬地执行礼仪，用辞令加以引导，以安定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赵武的话，反映了晋统治者已看到客观和平形势的到来，希望再次出现弭兵的局面。

第二年，许灵公请楚发兵攻郑。楚、陈、蔡合兵攻打郑国。郑人准备抵抗，子产认为“晋楚将平，诸侯将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结果就没有抗击，让楚军攻掠一番而退。可见郑子产作为小国执政，也看到了晋、楚想和的意向，宁可不抵抗楚军，制造诸侯媾和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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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兵的客观条件已成熟，究竟由谁来促成呢?这时，正好宋国的执政向戌与晋国的执政赵武、楚国的令尹屈建都很友好，向戌想借消除诸侯之间的战争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就到晋国游说赵武。赵武和大夫们商量，韩起认为战争是百姓的残害者，财货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有人要消除它，虽说办不到，但一定要答应他。“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统治者为了主动适应弭兵的大势，就答应了向戌。向戌又到楚国，楚国也答应了。再到齐、秦两国，两国也同意。于是这四国通告各小国，在宋会见。公元前546年夏，晋、楚、鲁、蔡、卫、陈、郑、许、曹等国的代表先后到宋国参加弭兵大会。楚国的代表公子黑肱到达后，和晋国商量有关条件。宋向戌和屈建商议盟约中楚国的条件，屈建要求跟从晋、楚两国的双方各盟国要向晋、楚同样朝见。向戌转告晋赵武，赵武认为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晋、楚不能指挥齐、秦，应将齐、秦排除在外。向戌向屈建复命，屈建报告楚康王，楚王也同意除齐、秦外“他国请相见也”。双方就按此达成协议。七月初各国代表都到会。各国到会的军队用篱笆作为分界，晋、楚及其从国分驻两边。初五日，准备在宋国西门外结盟。楚国人在外衣里穿上皮甲，大夫伯州犂认为这样会造成相互间的不信任，屈建却说：“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说明楚国并不完全有诚意。晋赵武因楚人内穿皮甲而感到担心，但大夫叔向认为楚要是在盟会上做出不守信用的事，对晋有益，对楚不利，因此不必害怕。在结盟会上，晋、楚两国代表又互争谁先歃血，叔向劝赵武说：“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于是晋国让楚国先歃血。次日，宋平公宴享晋、楚的大夫，却推赵武为最尊的客人。三天后宋平公和诸侯大夫在蒙门外结盟。大会以后，晋、楚又互派使臣到对方去会盟。至此，中原再次弭兵告成。

中原弭兵成功，结束了晋楚的对峙，使双方的战事基本告一段落，中原一度出现相对和平的局面，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盟会上可以看到晋国让了楚国，这是因为晋内部已矛盾重重，只有以对外的牺牲来换取内部的调整。从盟会上也可以看到，支撑局面的除楚国外，中原各国都主要是执政的卿大夫，大夫专权已成为多数国家的趋向。随着弭兵的成功，许多国家陷入内部的争权，已无力对外征战，争霸的主要战场移向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