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推动齐国发展

管仲，名夷吾，颍上（今安徽阜阳东南）人，出身卑贱，当过商人，三次求官都被逐，三次去打仗而逃跑，但此人很有才能，年青时与鲍叔牙一起经商，鲍深知其贤良。当公子纠在政变中失败，支持公子纠的管仲被囚禁，鲍叔牙仍全力将管仲推荐给齐桓公。桓公不咎既往，重用原反对他的管仲为相，充分反映了齐桓公唯才是举的政治家风范。管仲执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在经济方面，管仲主张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记·管仲列传》）。“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史记·齐太公世家》），只有先发展经济，才能巩固政治和推进文化。在农业方面，他主张实行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上的改革。所谓“均地分力”，“与之（民）分货”（《管子·乘马篇》），“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即将井田划分给耕者，实行分田到户的个体经营，然后按土地质量和产量，让农民将收获的一部分以赋税交给国家。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是故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管子·乘马篇》）。他还主张“无夺民时，则百姓富”（《国语·齐语》），在农时季节，不要征兵打仗让农民服徭役，使农业的正常生产得到保障。在农业经营上提倡因地制宜和多种经营的方针，“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管子·立政篇》）。对于粮食蚕桑业、家畜饲养业、蔬菜瓜果种植业以及狩猎捕鱼业等都给予奖励。为了提高农业的产量，主张“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国语·齐语》），也就是加强田间管理，抓住下雨后的时机早晚不停地劳动。管仲的这些措施促进了齐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手工业方面，管仲设置“工正”、“工师”、“铁官”、“三服官”等管理手工业的机构，使国家加强对冶铜、制铁、纺织等手工业的管理，并大力发展冶金手工业生产。管仲向齐桓公提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夷、斤、，试诸壤土”（《国语·齐语》），以先进的青铜器和铁器来武装军队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在商业方面，管仲主张设立市场，“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管子·乘马篇》），“百乘之国，中而立市”（《管子·揆度篇》）。为了保证商业稳定发展，“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国语·齐语》）。对商人“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篇》），以招徕商贾。对市场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管理，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管子·国蓄篇》）。国家要“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管子·揆度篇》），加强对市场物价的控制，以稳定国家的经济。

第二，在政治方面，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培育）民与无财（穷人），而敬百姓”（《国语·齐语》）的治国之策，在整顿原有制度的基础上，对齐国的政治、军事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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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方面，实行“国”（都）、“野”（鄙）分治的制度，并将士、农、工、商分开，“勿使杂处”，使“士之子恒士”，“工之子恒工”、“商之子恒商”、“农之子恒农”，不能自由迁徙（《国语·齐语》）。把国（都）分成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由桓公亲自统领十一乡，大臣国子和高子各管理五乡⁴。将国政分为三方面，建“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泽立三虞，山立三衡”⁵，分别管理商业、手工业、川泽、山林之事。在野（鄙）实行“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属焉；立五正，各使听一属焉”（《国语·齐语》）。五正的政事由大夫统属，每年正月五属大夫将各属内政情况报告桓公，由桓公督责他们的功过。这种属管县、县管乡、乡管卒、卒管邑、邑管家，层层相联的鄙（野）严密统治系统有效地控制了农民。

在军事上，管仲提倡寄军令于内政的办法，使军政合一，将全国民众以军事编制组织起来。规定五家为一轨，每轨设轨长一人；十轨为一里，设司里一人；四里为一连，设连长一人；十连为一乡，设良人一人。由各级军官掌管军令。每五家各出一人，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为里，里有五十人，为一小戎，由司里率领；四里为连，有二百人，为一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为乡，有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人统领；五乡组成一帅，有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的帅带领。全国共三军，分别由桓公、高子和国子统帅。每年春、秋两季以狩猎来训练军伍，做到“率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使寓兵于农。编制训练完成后，不许自由迁徙，每伍的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使人与人、家与家之间互相密切联系，做到夜里打仗互相听到声音不会混乱，白天打仗面目互相熟悉，便于相互协调救助，达到“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的目的（《国语·齐语》）。这样严密的组织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为了制造军械，管仲还制定了一套用兵器来赎罪的刑法。臣民犯了重罪，可以用一副犀牛皮制的甲和一柄车戟来赎罪；犯了轻罪，可以用一面皮制的盾和一把车戟来赎罪；犯了小罪，可以用铁来赎罪。又规定打官司时要用一束箭作听审的费用。以此来筹措军事武器，使齐国兵甲充足。

在外交上，他提出“安四邻”，“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的策略。他对齐桓公说：“审吾疆场，而反（还）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视）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国语·齐语》）这应是春秋时代最早的“近交远攻”的战略主张。

由于管仲的一系列改革，使得齐国日益强大，为齐桓公称霸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