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的主要文献资料

（一） 《左传》

春秋史最早的史料应是《春秋》（关于《春秋》一书将在第七章中详述），由于该书文字过于简略，以后陆续出现《春秋》的注释本。最早的本子是《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第一，名为《春秋古经》十二篇，据王先谦《汉书补注》称：“钱大昕曰谓左氏经也，刘歆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多古字、古言。”说明汉代《左氏春秋》是以先秦文字写成的本子。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说法较多。西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这一说法一直保持到唐代。中唐以后学者提出疑问，如陆淳《春秋集传纂例》说：“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将左丘明生存年代提到孔子之前，也就否定了左丘明曾作《左传》之说。宋、元时有学者主张为战国时成书。清初顾炎武指出《左传》非一时一人之作品。清后期至近代刘逢禄、康有为等认为《左传》是西汉刘歆伪作。如今学者一般认为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该书写成于战国中期以前。《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有说《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又有说它为独立之作；也有折衷上述两种意见，以《左传》为记事之书而又有解经的性质。

《左传》记事详备，为研究春秋史的最重要的典籍。汉桓谭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一四）仅以《春秋》隐公十一年记“公薨”为例，事情真相见于《左传》，隐公被桓公和公子翚所杀，而《公羊》、《穀梁》二传仅解作“弑兄”、“弑君”，于事件原委不著一字。《左传》中又多有先秦其他现存史籍所无之记载，故其史料极具价值。该书还记述古人、时人对于史事的评论之语。评语有具名的，如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条，文末记仲尼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评语不具名的则泛称“君子谓”，如僖公二十八年记城濮之战后诸侯结盟事，称：“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这种评语开史书中加赞语之先河。

《左传》一书从整体而言，比较翔实可信。但记述春秋前期的内容较为简略，也不详书典章制度，所记传说内容前后不一，讲“怪、力、乱、神”的地方颇多，并好作预言，这些均是《左传》的缺陷所在。

有关《左传》的注本很多。东汉贾逵、服虔等曾作过注文，但均佚。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集解》是留存的最早注本，唐代初年孔颖达据以作《春秋左传正义》，这两种注本宋以后被列入《十三经注疏》。清代顾炎武作《左传杜解补正》，惠栋作《左传补注》，沈钦韩作《春秋地名补注》等，其中尤以刘文淇等所作《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未完稿，止于襄公四年）广集了汉人旧注，又补旧注之不足。今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初版）为合注本，该书用力甚勤，多有创见，尤将考古资料和文献相结合作注，甚有价值。

 （二） 《国语》

《国语》共21卷（或作21篇）。作者在唐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左丘明。西汉司马迁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东汉班固沿循此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汉书·司马迁传赞》）。所以自古认为《国语》和《左传》是左丘明所作的姐妹篇。两者的关系是《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因“其文不止于经，故号曰《外传》”（韦昭：《国语集解·序》）。但从唐宋开始对此提出质疑，至今尚无统一的说法。从《国语》的内容来看，它属于资料汇编的性质，不主记事而主记言，所记八国之语文风不同，应非一人所作。《国语》所记不是各国都有专篇，所记各国的人物与史事皆具侧面，如《齐语》主要写管仲辅桓公称霸的政绩；《晋语》突出记载晋公子重耳的事迹；《吴语》则围绕夫差与句践争霸来展开情节。如此看来，是后人在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基础上加工而成的。由于《国语》所记某一史事较《左传》具体，可补《左传》之不足，因此其史料价值很高，是研究春秋史的主要文献资料之一。

历代注释《国语》者很多，三国吴韦昭的《国语集解》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注本，该书保存了东汉及三国时期许多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理解原书。清代对该书的校释成绩斐然，其中著名的有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三君注缉存》、《国语发正》、《国语明道本考异》（合称《国语校注本三种》）等。近代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和许元浩《国语集解》两种，后者大致集中了清代学者整理《国语》的成果，其观点精审而详备。目前通用的《四部备要》标点本《国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

（三） 《春秋公羊传》和《春秋穀梁传》

《公羊传》，据《汉书·艺文志》说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关于该书的作者历来争论不已，有的学者认为是由战国至西汉初的公羊氏子孙及沈子一批儒生陆续写作，至汉景帝初年才最后成书。

《穀梁传》，据《汉书·艺文志》说是鲁人穀梁喜所作，究竟何人何时所作众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一般认为该书写成于汉景帝之后。

《穀梁传》和《公羊传》是注释《春秋》的，汉代两传为单行本，至晋、唐时与《春秋》合一，成《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此二书往往以问答形式讲解《春秋》，主要以儒家的思想为标准来发挥《春秋》经的微言大义，有许多地方解释时牵强附会，还宣扬迷信的灾异思想，难以作为春秋时代的主要信史依据。但是不能否定尚有不少地方仍可作为春秋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来使用，如《公羊传》和《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对“初税亩”的注释，对了解鲁国初税亩的史事有重要价值。

《春秋公羊传》由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穀梁传》由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通行本以中华书局影印的《十三经注疏》为佳。

（四） 《史记》

《史记》为汉代司马迁著。该书所写的春秋史部分主要有《周本纪》、《秦本纪》、《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晋世家》、《楚世家》、《宋世家》、《卫世家》、《蔡世家》、《陈杞世家》、《越世家》、《郑世家》、《赵世家》、《魏世家》、《韩世家》、《田世家》、《孔子世家》、《封禅书》、《管晏列传》、《老子列传》、《孙子列传》、《伍子胥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刺客列传》、《循吏列传》、《货殖列传》等。由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任太史令，能广阅汉代当时保存在宫廷中的众多图书档案资料，仅《史记》各篇所引的古书就有30余种之多。司马迁一生到各地游历考察，了解采集了许多文献中不载的材料。所以，史记有关春秋时代的记载较《春秋》、《左传》、《国语》生动、具体，有些地方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如《史记》的《吴世家》、《越世家》、《伍子胥列传》、《孙子列传》等对吴越史事的记载比《左传》、《国语》更全面详细，《史记》的史料价值不亚于《左传》和《国语》，是春秋史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对《史记》的注释考证很多，尤以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为佳。《史记》的刻本也不少，目前通用的以金陵局本为底本、顾颉刚分段标点、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为佳。

（五） 《古本竹书纪年》

《古本竹书纪年》又名《汲冢纪年》。此书是西晋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魏国古墓出土的竹简。全书分《夏纪》、《殷纪》、《周纪（附五帝纪）》、《晋纪》、《魏纪》，是记述夏代至战国的史料，其中《晋纪》的大部分、《周纪》和《魏纪》的少部分是春秋史的重要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在唐宋年间逐渐佚失，后散见于各种古籍中。明代出现了伪造的《今本竹书纪年》，被清代史学家所否定。清代的朱右曾和近代的王国维先后将散在各书的《古本竹书纪年》汇集并加以考证，写成《汲冢纪年存真》和《古本竹书纪年辑校》。新中国成立后，范祥雍又加以校订增补，写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方诗铭、王修龄编辑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一书，集前人的研究于一书，并加案语和考订，是较好的《古本竹书纪年》读本。

（六） 《诗经》

《诗经》305篇是西周至春秋时代的诗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十五《国风》160篇中大多数为春秋时代的民歌，《鲁颂》4篇为春秋鲁僖公时的庙堂诗歌，这些均是研究春秋时代的生产、风俗、生活诸方面的重要原始资料。

（七） 《世本》

历来学者不能断定此书的作者为谁，成书于何时。汉刘向《别录》说：“《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录黄帝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汉书·艺文志》记：“《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刘知幾《史通·正史》说：“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此书约在宋代散佚，清时有各种辑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中的《世本》题汉代宋衷注，清代张澍粹集补注。1957年商务印书馆合印成《世本八种》。《世本》分《作篇》、《居篇》、《氏姓篇》、《帝系篇》、《王侯大夫谱》5卷，其中《居篇》、《氏姓篇》、《王侯大夫谱》记载了春秋时代王侯大夫的居地、姓氏、世系，对研究春秋史有重要参考价值。

（八） 《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或《周官经》。原说此书为周公旦所作，但历代为人所疑，“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四库全书总目》）。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写定不晚于西汉早期，它的内容包含了西周至战国的先秦官制。经汪中和王国维等人考证，书中官名至迟不出春秋时周王室、鲁、郑、卫等国的官制范围，但职掌范围多取于战国现实，可能此书原写于春秋以前，后来杂采了战国的某些内容，因此可作为春秋至战国的史料。例如《考工记》大致记述了春秋末至战国初的官府手工业情况，可资春秋史经济资料之用。

《周礼》通行的是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的《十三经注疏》本《周礼注疏》。对《周礼》资料汇集丰富、考订精审的当以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为最佳。

（九） 《仪礼》

《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其中所述经十七篇至晋代称《仪礼》。《仪礼》共分《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丧服》、《士丧礼》等。《仪礼》原说出于周公旦，经后人考证认为不可信，一般学者据《史记》、《汉书》和《礼记》等文献推测《仪礼》成书于春秋至战国期间，可作为春秋时代风俗礼仪制度方面的重要史料运用。

《仪礼》通行的是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的《十三经注疏》本《仪礼注疏》。考订精详者当以清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佳。

（十） 《礼记》

《汉书·艺文志》载《礼》十三家中在《礼古经》下著录：“《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说明汉代在礼经外还有记，它是对礼经的解释。作者是哪些人?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近年荆门郭店竹简出土，内有《缁衣》一篇，内容与今本《礼记·缁衣》大体相合，说明《礼记》早在战国时已流行。西汉时戴德从《礼记》中选辑85篇，世称《大戴礼记》，其侄戴圣选辑49篇，世称《小戴礼记》。由于汉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使《小戴礼记》受到后世的重视，也就是现今的《礼记》。《礼记》主要讲战国以前的各种礼制礼节，也有对儒家思想理论的阐述，其中谈到的春秋时代的礼制和人物，是研究春秋史的相当重要的史料。

《礼记》通用的是《十三经注疏》本中由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的《礼记正义》。宋卫湜《礼记集说》和清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两书集《礼记》各种注释之大成，是研究《礼记》必读之书。另有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甘肃武威1960年出土的《礼记》竹简9篇可资参考。

（十一） 《论语》(www.xing528.com)

《论语》20篇主要是孔子的言行录，也记有其弟子的一些言行。这是研究春秋时代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主要资料。

目前《论语》的译注本很多，当以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编著的《论语译注》为精审之作。

（十二） 简本《老子》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老子》竹简，该墓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当战国中期偏晚。多数学者认为此简大约流传于战国中期或更早，成书当在春秋年间。《史记·老子列传》称老子是春秋时楚国的老聃（李耳）或老莱子，也可能是战国时的周太史儋。由竹简流传的时间看，老子应是前两人，尤以老聃的可能性较大，所以简本《老子》可作为研究春秋时代道家思想的基本史料。

目前相关史料和研究可参见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和1999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等。

（十三） 《管子》

该书托名管仲著，实出于战国齐稷下学者之手，也有西汉学者附益部分，应该说是多人陆续写成的集体著作，反映了法、道、阴阳等多家思想。全书分8部分，86篇（10篇仅存目录），其中《牧民》、《形势》、《立政》、《乘马》、《小称》、《侈靡》、《度》等篇保存了管仲的部分思想，《大匡》、《中匡》、《小匡》则记录了管仲的遗事。它对于研究春秋时齐国的政治、法律、军事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有关《管子》一书的研究，自唐以来各家论述颇多。比较著名的有唐贺知章的《管子注》，辽刘续的《管子补注》，明翁正春的《管子评林》，清洪颐煊的《管子义证》、许光清的《管子校》、俞樾的《管子平议》，近代章炳麟的《管子余义》，现代郭沫若等的《管子集校》等。

（十四） 《晏子春秋》

此书托名齐晏婴著，唐“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四库全书总目》）。目前学者一般认为书写成于战国。《汉书·艺文志》载：“《晏子》八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晏子》竹简部分篇章，文与今本大体相同，说明此书西汉前已流行于世，否定了今本《晏子》是伪书之说。《晏子春秋》均以短篇故事形式记述齐国大臣晏婴的言行，有许多是记晏婴与齐景公、庄公等人的对话，当可作《左传》、《史记》等书记载齐国史事的补充资料。但由于书中相当部分属流传于战国时代的遗闻轶事，带有传说性质，不能全作为信史使用。

目前常用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本中收入的清孙星衍《晏子春秋》7卷附《音义》2卷，另有近人张纯一的《晏子春秋校注》（《诸子集成》本）。

（十五） 《孙子兵法》

此书共13篇。原来对其是否为春秋末孙武的著作一直存疑。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同时出土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残简，《孙子兵法》简书的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同，多了《吴问》等5篇，证实了《孙子兵法》是孙武所作，其成书时间约在春秋战国间。《孙子兵法》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的治军思想、军事制度、军事组织等方面的情况，是春秋军事史的重要史料。简本《吴问篇》，对研究春秋后期晋国的历史和田制有重要参考价值。

（十六） 《孟子》

战国儒家孟轲的言论集。全书7篇14卷。一般认为该书是孟的学生万章等所记的语录。此书虽以阐述唐、虞、三代之事为主，但其中有关井田制、孔子思想等阐述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史料。全书由汉赵岐作注，宋以后列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备受重视，研究者众多。以清焦循《孟子正义》用力较深。通行的有《四部丛刊》本、《十三经注疏》本，目前以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的杨伯峻编《孟子译注》为佳。

（十七） 《韩非子》

战国末韩国贵族韩非子作。全书55篇，主要讲刑名法术的道理和作用，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今本《韩非子》一书，不全是韩非所作，已搀入了道家、纵横家等的思想。该书为论证法家理论往往引用历史典故，其中涉及春秋史事较多，如《难言篇》为了说明不听忠臣之言铸成大错，举了伍子胥被枉杀、孔子在匡被围、管仲被鲁囚禁的例子。又如《二柄篇》为了证明君主不运用刑德，反被臣下利用而导致被夺权，就举了田常弑齐简公、子罕劫宋君的史事。《韩非子》中有些史事的记载补充了《左传》之不足，如《外储说左下篇》记述了齐桓公立管仲为仲父，遭到东郭牙的反对，“乃令隰朋治内，管仲治外以相参”。《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乾道本至清代有数十种，中外校释者达上百家，其中以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为全。目前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重版、原中华书局1958年出版的陈奇猷校注的《韩非子集释》为佳。

（十八） 《吕氏春秋》

战国末吕不韦门客合撰。此书集当时不同学派的思想，历来被列入杂家著作。全书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26卷，160篇。《吕氏春秋》保存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史料，可补其他文献之不足。如《孟春纪》的《重己篇》记述了管仲病时，齐桓公去探问，征询谁接管仲当政，管不同意鲍叔牙，却同意隰朋。又如《仲冬纪》的《至忠篇》叙述了吴王阖庐派要离去行刺王子庆忌的经过。该书最早由汉高诱注，宋元以来版本很多，当以清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下功夫较深，当前以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为佳。

（十九） 《吴越春秋》

东汉赵晔著，《隋书·经籍志》载为12卷，今本仅10卷。全书从卷一《吴太伯传》到卷十《句践伐吴外传》详细记载了吴、越两国争霸的史事，从内容来看大体与《左传》、《国语》、《史记》所记相符。但因此书撰写并不全依正史，搀杂了传说故事和主观想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所以《吴越春秋》虽可补正史之不足，但不能全作为信史引用。

《吴越春秋》现存的最早刊本为元大德十年（1306年）刊本。元徐天祜对此书作了补注，考辨了一些错误。《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均收入此书。今通用的是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苗麓点校的《吴越春秋》。

（二十） 《越绝书》

原无作者姓氏。《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为东汉初袁康著。今本为16卷，19篇。书中主要叙述春秋吴、越两国史事，着重描写伍子胥、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外交、军事活动，这些史料可与《左传》、《史记》等正史相印证，并补它们的不足。《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相类似，杂有不少传说和迷信的内容，但《外传记地传》对吴、越地理的记载，《外传记宝剑》对炼钢技术的描写，还是相当有价值的春秋史资料。

《越绝书》现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汉魏丛书》等本子。目前以195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越绝书校注》为较好的本子。

（二十一） 《汉书》和《后汉书》

《汉书》为东汉班固著。虽写西汉一代的史事，但其中的《刑法志》、《食货志》、《地理志》、《艺文志》、《匈奴传》等载及春秋时代的有关史料。

《后汉书》为南朝宋范晔著，是写东汉一代的史事，其中《西羌传》等有春秋民族史的重要资料。

该两书目前通用的是标点本《汉书》和《后汉书》。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对两书的注释作了补充，是读两书必需的参考书。

（二十二） 《水经注》

北魏郦道元著，该书虽是注释《水经》，但通过叙述我国主要水道源流，广泛谈及沿水的众多历史地理和史事，书中保存了后已遗失的有关春秋史的珍贵资料，对《左传》、《国语》等起了补充作用。如卷二八“沔水条”中谈及章华台事说：“《国语》所谓楚灵王阙为石郭，陂汉以象帝舜者也。”今本《国语》却无此语。明代就开始有人研究《水经注》，清代致力于此书的更有二三十家之多。集大成者是杨守敬、熊会贞的《水经注疏》。目前通用的是王国维校的《水经注校》，此书后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标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除上述主要文献外，先秦著作中的《墨子》、《荀子》、《列子》等对有关的春秋史事也时有谈及；秦汉著作中的《新语》、《淮南子》、《新序》、《说苑》、《古列女传》、《韩诗外传》等均有一些春秋时代的可信史料，可以补先秦史籍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