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本是记述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鲁国历史的一部编年史著。据史载，“春秋”是周代列国国史的通称。《国语·晋语七》：“羊舌肸习于春秋。”韦昭注：“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国语·楚语上》：“教之春秋。”韦注：“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楚语上》：“唯是春秋所以从先君者，请为‘灵’若‘厉’。”韦注：“言春秋禘、祫，当以立谥，序昭穆，从先君于庙堂也。”《国语》所记说明晋、楚等国按“周史之法”都有本国的国史《春秋》。《墨子·明鬼》也说：“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记述《墨子》佚文称：“吾见百国春秋”。可见当时各国的国史均名《春秋》。但到汉代其他各国的《春秋》已失传，仅存鲁的国史《春秋》。
《春秋》至汉代列入“五经”，被儒家奉为经典。历代学者对其进行的注释考证繁多，仅《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所载有关著作就有115部，加上存目118部，共233部，此外在史部中专谈春秋历史的还有多部，实际上《春秋》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研究门类，形成了所谓的“春秋学”。
为《春秋》作传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原有《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五家，后《邹氏传》、《夹氏传》失传，仅存《左氏》、《公羊》、《穀梁》三传。《公羊》、《穀梁》两传起讫年代都依《春秋》，独《左传》将文延长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后又续到鲁悼公四年（前463年），还预言智伯被灭应是公元前453年之事。1
正因为《春秋》经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它又是记述某阶段历史的最早著作，后人就把这一时代称为“春秋时代”。叙述春秋史的起讫年限，有的依据《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叙述到前481年，如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有的按照《左传》，由公元前722年叙述至前473年越灭吴，如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有的一直叙述到公元前453年晋智氏之亡，如马骕的《左传事纬》。(www.xing528.com)
到了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在北大、燕大主讲《春秋史》课，1936—1937年由他定稿、童书业助编的《春秋史讲义》（未公开出版，仅有油印本），以现代史学方法论述，从“三代”开始叙至战国结束，其中春秋时代的起讫时间依《左传》，由公元前722年至越灭吴，顺带也谈到三家灭智氏。40年代童书业的《春秋史》与此同。吕思勉《先秦史》中的春秋时代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81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则说：“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春秋史的起讫时间，仍各持看法，并不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范文澜修订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将春秋这段历史以两种年代标明，即东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后，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将春秋时代定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记·六国年表》所载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为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界线。从此“春秋史”的时间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
70年代末以来史学界对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异议，如金景芳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提出以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的界线2。，很多学者同意这一看法。我们也认为这种划分比较合理，因为以公元前475年作为分界线，仅依《史记·六国年表》，完全按照帝王纪年起始来定，没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转折的标志，这是不科学的。而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实际上已三家分晋，战国七雄并列的局面大体已形成，这符合现代史学的分期原则。同时，三家灭智氏正是《左传》最后提到的内容，这也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吻合。所以，我们同意将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为春秋时代的起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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