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允修著东吴六志》：前无古人的工作，东吴经验

从19 世纪末到21 世纪的今天，经过一百多年的孕育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和辉煌的成绩。自晚清以来，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深受列强凌辱的中国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探索征程。诞生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大学建设的筚路蓝缕，也不时地引领着20 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在这里诞生了许多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第一”和“最早”。东吴大学是我国最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高校之一，是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最早的硕士学位获得者、最早的大学学报《学桴》（《东吴月报》）、最早的大学文学社团刊物《雁来红》、中国第一部现代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第一部具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巨著《中国文学史》等属全国首创的新鲜事物，无不诞生于此。

十数年前，笔者在整理点校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论著——黄人《中国文学史》时，曾在苏州大学档案馆翻检过徐允修所撰《东吴六志》，对书中所记载早期东吴大学在教学、研究诸多方面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2020年，在苏州大学迎接双甲子校庆之际，又得机缘，详阅这部近百年前的小书。书虽小，然其意义非凡。1926年《东吴六志》甫问世，东吴大学国文教授薛灌英在序言中就说，从晚清开始，许多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中学校如林矣”，但始终以没有一部 “胪陈始末之载记”的“学校过去史”为憾。薛氏所谓 “学校过去史”，采用“以事别者”，详载学校“自始创而赓续相延之历史”，即是今日通行的校史。徐允修所撰《东吴六志》正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当时就被视为前无古人的工作。就笔者目前不完全的调查，《东吴六志》是目前所知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大学校史，这岂不是东吴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又一个首创？

本书著者徐允修，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晚清增贡生，是东吴大学早期年资最深的教职员之一，“凡历博习、中西、东吴三易名，以迄于今”（薛灌英《东吴六志·序言》）。早在1897年，徐允修应东吴大学的前身博习书院之聘，任国文课教师。东吴大学创立后，他还担任学校的中文秘书，此后三十年，一直没有离开东吴大学。徐允修来校前的东吴大学前史，“先生亲闻之”诸位耆硕故老；莅校后，“先生更身在局中，无役不与”，所以他对早期东吴大学校史“知之綦详且确”。在学校的工作之余，徐允修先生“回想前尘”，将“记忆所及，与较有兴味者录存”，写成《东吴六志》。全书分六章，分别记载了学校的起源、设备、成绩、师资、生徒、琐言（按：指杂记）。因而，《东吴六志》对于考镜东吴大学最初的发展历程，理解创校之初现代教育思想的形成以及现代大学教育制度的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最一手的原始文献。

在苏州大学120 周年校庆来临之际，笔者将这部尘封多年的小书整理点校，并参考苏州大学档案馆所藏东吴大学档案和图片资料，与《东吴六志》的相关记载相印证，且对《东吴六志》进行适当的注释和补充。

在整理标注《东吴六志》过程中，笔者对东吴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意义之认识愈益深切，并将《东吴六志》中所述内容归纳为“放眼世界，顺应潮流，中西融合，融会贯通，博雅淹通，务实创新”数语，姑称之为“东吴经验”。具体说来，有以下四点认识，足堪为继承东吴学术传统的龟鉴。

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教育实践中，顺应世界潮流，学习西学之同时，重视中华固有之文化，以期“相互考证，免除隔膜”

审视东吴大学之发展前史以及大学堂之创办，其背景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列强入侵的时局，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势下。孙乐文初来苏州时，也是抱着“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恒以灌输西学为职志”的目的，“仿西国学校之意旨”，创办中西书院的（《志起源》）。东吴大学自成立起，一直秉承延续着中西书院中西并举的教学思路。与早年的一些教会学校相比，“孙校长设学，所最注重者，我国之国学”，“先生设学，首重国文”（《志师资》），这在东吴大学的课程设置中就能清晰地感受得到。在孙乐文的支持下，中国第一部具有文学史意义与规模的著作《中国文学史》由黄人撰著，诞生于东吴大学。孙乐文校长曾对中国学生说：“中国学生当首取祖国固有之国粹，发挥之、光大之，不应专习西文，置国本于不顾。”对校中教职员、学生或是社会各界人士，只要“语及求学一事”，必谆谆谓之曰：“地球面上无论何国欲图自强，其间重要关系，全在精究本国之学术，从未见有放弃本国学术，而其国得以兴盛者。今我以西学相饷，不过欲中国青年于本国学术外，得有互相考证之可能，免除中外隔膜而已。事有本末，功有体用，能勿误认，庶乎近之。”（《志师资》）

孙乐文校长“相互考证，免除隔膜”的观念，比之晚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中西体用”问题，确实要通达许多。中西文化之间只有在相互了解、相互沟通的情况下，才能够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自由会通的学术氛围中，国文教习黄人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就向学生介绍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并运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当之无愧成为这一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先行者。

晚清时期在维新运动的旗号下，国人对西方文化中“自由”“平等”之说，“时有误会”，“以致乖谬叠出”，孙乐文校长“因是惄焉伤之”，时常教导学生进行辨析，在“训练上严加矫正”，并严厉地说道：“此种谬说，西国所无。”“学生在校时不能服从师长，将来出校后，必不能服从法律。操教育权者，当纳学生于真自由、真平等之城，随时指示，俾获遵循。吾人须负全责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孙乐文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和尊重。在东吴大学的假日安排中，每年除了“暑假约六礼拜，年假约四礼拜”，也安排“端午、中秋两大节各假三天”。对于苏州本地文化，东吴大学的主事者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20年学校设立了吴语科，系统地从事吴语及吴文化的教学和研究，《1922年东吴年刊》在总结吴语科的成绩的时候，曾讲道：“本年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李先生（按：吴语科教师）有机会观察苏州当地人的各种活动。学生们以这种方式参访、考察了苏州的重要地方，所获得的资料既有趣又有价值。”^[1]如何立足中国文化、立足吴地，结合地方科学、文化、经济的发展，积极推进教学和研究的深入发展，即便在今天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全人教育”“高尚教育”教育理念的全面实施

东吴大学第一位华人校长杨永清题写的校训

东吴大学肇造之时，就把《圣经》中的“Unto a full grown man”这句话作为校训，强调对学生人格、素养的全方位培育，实现为社会造就“full grown man”的教育理想。1927年，杨永清当选为第一位华人校长，把“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作为中文校训，与英文校训相呼应。虽然东吴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但在学生人格的塑造上，绝非如世俗所想象的那样，采用生硬的道德宣教，而是“其管理学务，一主宽仁”（嵇绍周《东吴大学校监院孙公传》）。校规中明确说：“本学堂以君子待人，设规极简，务望诸生亦以君子自待，勿负本学堂厚意。”（《志成绩》）孙乐文时常对学生“自述宗趣”说：“吾待学生皆君子人，令其自别善恶，俾将来能自治、自立脱范。以许多规则，适使之成一机器而已，吾不忍为也。学生中即有不自爱惜、甘冒不韪者，必屏人婉教之，养其廉耻，即速其悔改。”（嵇绍周《东吴大学校监院孙公传》）以致后来东吴大学毕业生将此总结为“高尚教育”和“模范教育”。^[2]在这种“全人教育”“高尚教育”理念的指引下，早期东吴大学的教学活动，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更对教师、学生的道德品行、科学精神、身体素质、审美能力以及演说辩论等诸方面的能力尤为重视。《东吴六志》在《志成绩》这一部分中对学生在体育、辩论、音乐诸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记录尤为详细，无须赘述。何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这都有赖于东吴大学早已将这些视为涵养学生人格、发扬学校精神的主要途径。试以艺术教育为例，略做说明。所谓“陶情淑性，莫善于音乐”（《志成绩》），故而音乐教育、艺术熏陶在东吴大学的人才培养中意义非凡。其中不乏学生自发成立的民族弦乐社团（诸如景倕会等），更有“为学校所规定，与体育之兵操并重”的军乐队（《志成绩》）。校方如此重视，其目的是为 “发扬本校之精神者也”（《1922年东吴年刊》）。此外，还有在中国大学戏剧社团中实属元老级别的东吴剧社，一直把戏剧的“意义与价值”定位在“表现人生”的艺术，以期“对于社会亦略有贡献”，也成为学校化育学生的重要舞台（《1922年东吴年刊》东吴剧社介绍）。这正是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传统之继承与发扬，“吟哦讽咏，浸润优悠……孰谓其无益于世道也哉？”（元·刘埙《隐居通议》卷六）

东吴剧社，图录自《1922年东吴年刊》

更有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东吴大学的青年会，“联合同志，各以学问、道德相砥砺”，以“救世之旨”创办了惠寒小学（《志成绩》）。《东吴六志》虽未记载，但核之于《1922年东吴年刊》等档案，可以考知其详。1910年，青年会在望星桥堍的一间小屋中创办了“嘉惠寒畯”的惠寒小学，历经“艰难辛苦，缔造经营”，东吴学生中“愿牺牲一己而于教育事业上具热心者”，积极充当惠寒小学的“义务教员”，到1922年的时候，惠寒小学的学生已达72 人之多。(www.xing528.com)

三、通识教育的初步探索和实践

《1918年东吴英文年刊》上有一张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的兵操图，背景中礼堂门楣上挂着“学重淹通”的匾，这自然可以视为东吴系学校（从中学到大学）人才培养和课程设置方面的重要理念。自北洋政府“壬戌学制”颁布之后，东吴大学严格按照规定，实行了学分制。“学生毕业须修毕一百三十八学分，而其总平均成绩须在三·五或三·五以上。此一百三十八学分分配如下：（一）普通必修课：四十六学分；（二）主科：二十四学分（至少数）；（三）副科：十四学分（至少数）；（四）文理科必修课（见第十一页《课程支配概略章》）；（五）选修课。此项规定已于民国十六年秋季起实行。”^[3]在其课程设置中，明确提出了“主科”和“副科”相对应的学分要求。这就是东吴大学积极探索的“主科-副科”（即今天之“主修-辅修”）制度，通过这一制度的实施来积极推行通识教育。在学籍规定中，还专门列有《主科-副科之规定》，其中就讲道：“为避免学生选课时无所适从起见，设有主科、副科两种。主科为一充分发展之科目，而副科亦须与主科有直接关系，俾所学得臻融会贯通之境。主科至少须有二十四学分，副科至少须有十四学分。二年级学生当由教务长或该课主任之指导，于秋季入学时选定。”学生在完成本专业所列的必须修习的“主科”之外，还必须按规定完成一定数量的“副科”，比如：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得以任何文科学程为副科”，教育科的学生“得以文理科任何学程为副科”，生物学和化学的学生“得以他种理科学程或算学为副科”。^[4]这种追求学生“臻融会贯通之境”的通识教育理念，在此后历年的《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及学程规范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时至21 世纪的今天，通识教育依然是高等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难点，百年前东吴大学的一些做法，对今天的大学教学改革或许会有些参考和借鉴的意义吧。

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图录自《1918年东吴英文年刊》

四、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单就《东吴六志》所记载的史实来看，东吴大学肇造之时的主事者极具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这应是东吴校史遗产和学术传统中最可宝贵，也最值得传承的。在东吴大学创立之前，来华传教的林乐知、孙乐文等人皆“望我华人同应世界潮流，恒以灌输西学为职志”，欲“仿西国学校之意旨”，创办“西法学校”。但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实乃“尚在旧教育时代”，创办的所有学校都“不曰学堂、学校”，而是以当时中国人更易接受的“书院名之”。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办学规模和影响的扩大，以及旧式科举考试的逐渐式微，热衷于教育事业的诸位先生，“知华人之风气已开，设学时机已到，遂开始为筹备大学之运动焉”。就在筹备创立东吴大学的过程中，皆选派“林乐知先生、柏乐文先生等旅华较久、熟悉华事者，会同酌办”，他们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敢鲁莽，先于我国社会、官厅各方面屡加探讨，迨至已有把握，即拟就计划书，先商之于学属部（即今校董部），再商之于差会”（《志起源》），最后确定方针。在东吴大学办起来之后，以孙乐文为首的东吴主事者也是审时度势，循序渐进地推进着学校的发展。“校中规程，历年多有修改，屡经修改”（《志成绩》），逐步完善，最终建立起较为合理的现代大学制度和教学体系，在当时的中国实属领先，一时群彦辈出，成就了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

本文开头提及的多个诞生于东吴大学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第一”和“最早”，正是一代代东吴人在审时度势和务实求真中实现的创新和创造。“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经历120 周年双甲子的岁月洗礼，今天的每一位苏大人（新时代的东吴人），应该继续发扬东吴精神，与时俱进，创造出更多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和“最早”。毕竟一百多年来，菁菁校园中，一直回荡着这样的旋律和歌声：“东吴东吴，人中鸾凤，世界同推重。山负海涵，春华秋实，声教暨寰中。”

薛灌英先生肖像，图录自《1922年东吴年刊》

【注释】

[1]原文为英文，此为笔者所译。原文曰：“Another feature of the year has been the opportunity given by Mr.Lea to observe various Chinese activities in this community.In this manner the student body has made visits to places of importance in Soochow，and the information gained has been both interesting and valuable.”

[2]这是东吴大学第三届毕业生杨惠庆在纪念孙乐文先生去世三周年的演讲中所总结的，其中有曰：“先生之遗爱，谓先生有四大教育主义。一曰高尚教育。先生之诲人不倦，不特使学生有学问上之进步，并能养成学生高尚之德性。……四曰模范教育。从前在校时，所听受之各项功课，至今日已强半遗忘，惟先生平日之教授精神，历久常在心目中。以先生事事皆整躬饬物，示之模范，是故望之俨然，即之蔼然，一想象而音容如在。以此信先生人格上之影响，其入人为至深也。”

[3]《1928年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之《毕业所需学分总数及学分之支配》。

[4]《1928年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一览》之《主科-副科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