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过去，创造新的神话

我是家族赐予的面庞

肉体消逝，而我依在

任时光荏苒

地域轮回

我独有的特质和模样

永不消亡

嗓音/眼神

脸庞上岁月承继的特征

藐视生的禁限

代代相传——

这就是我：人之永恒

全然不顾死神的召唤

托马斯·哈代《遗传》

摘自《视觉与杂文札记》（1916）

任何一个人，如果抱过新生婴儿并凝视过他/她的脸，都会很快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坚韧的小身体里，个性已经形成，会顽强地抵抗它不愿意做的事情。即使你们中间有一些陌生，也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哈欠掠过他/她的脸庞时，仿佛看到了已经逝去的祖母；皱眉之间能看到堂兄内弟的影子；微笑时，无牙的懵懂表情可以从你相似年龄的照片上辨认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继承了复杂的身体特征组合，我们知道这是基因的遗产：祖父的眼睛颜色、祖母的眼睛形状、父亲的近视、姐姐疲倦时爱眨眼的习惯等等。他们同样继承了让我们感觉陌生的混合的人格特质，他们独特的个性是偶然进化而来的，而不是设计好的。我们都是人类基因组中30000个个体基因变异随机继承的结果。这些基因，无论是单独还是与其他基因结合，都将对决定我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幸福感，以及我们的个性和行为具有重大意义。所有的人类生活本质上都归结为一个信息系统，更有争议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生活本质上也都归结为一个信息系统。

艺术家是天生的吗？一些证据表明科学家可能是天生的。剑桥自闭症专家西蒙·伯龙·科恩（Simon Baron Cohen）教授提出的数据表明，科学家在自闭倾向的标准测试中的得分比人文学者或社会学家更高。神经科学家马克·莱斯戈（Mark Lythgoe）通过问卷调查对科学家和艺术家进行了研究，发现大体上，科学家是“系统化者”，而艺术家是“移情者”。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想到那些执着的、沉默寡言的艺术家，有趣的问题是，他们多大程度上天生具有某种“天赋”，或者说他们多大程度上被环境所塑造，或者是否他们有天赋而被他们感觉最舒服的职业所吸引。所有艺术家将拥有和其他人一样的基本大脑结构和功能，但他们可能也继承了独特的性格组合。“性格”这个词很重要，因为任何倾向，任何某一专业人才的潜力，只有在环境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例如，有证据表明，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艺术家可能天生就具有非凡的手眼协调能力，一些音乐家具有完美的音调，一些舞蹈演员天生具有自然的对称性和优雅的身体，这是黄金肢体比例和精细平衡感幸运组合在一起而实现的。这些特性是生理事实，但我们与世界的相遇将决定我们有效利用还是错失它们。对于技能的发展，环境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雄心勃勃的父母为让孩子成为莫扎特（Mozart）或列奥纳多（Leonardo）未来可能会寻求基因工程的帮助，但他们也必须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因为许多家长已经尝试，针对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超前培养。莫扎特自己也许继承了家庭的性格基因，但他从出生起就接触音乐，刚能坐在钢琴凳上，就受到父亲的鼓励，以致三岁弹奏大键琴，四岁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同样受到早期音乐启蒙，但除了姐姐，其他人很早就去世了，大概因为是女孩，姐姐并没有得到同样的重视。当然，莫扎特的创作风格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早期的作品听起来很像同时代维也纳人所创，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自信、坚持和冒险精神的一步步增强，发展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所谓的“天才”不是来自缪斯女神的垂青，甚至也不是来自基因遗传，而是一种性格、模仿、自律和大胆想象的完美结合。但是艺术家的出现也可能完全出人意料——作家来自并非特别有文化的父母和缺乏书籍的家庭，音乐家来自音盲家庭，老年人晚年沉浸于绘画的乐趣中，发现了自己的“天赋”。这些结果是基因决定的，还是因为决心？

我们如何定义自然天赋或审美价值？文化定义通常是根据文化假设来进行的。当我们考虑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如何很好地捕捉那个时代激动人心的精神时，他的手眼协调技巧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欣赏约翰·凯奇（John Cage）大胆的不和谐音一定需要完美的音高吗？残疾舞者不能优雅、激情地舞动吗？一些文化理论家甚至断言，我们所有的习惯、行为、技能和举止，甚至包括像我们的性别、生殖冲动或竞争力这样基本的东西，都反映了特权文化价值观网络强加于我们的文化立场或语言定义。

进化论者肯定不会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我们出生时就拥有大量关于世界的知识，我们与其他人类一起共享这些知识。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的文化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人类本质上是一样的，文化的功能是服务于生存和自我复制的生物需求。不过，是的，有些个体拥有幸运的基因组合，显示出自然的天赋，此外，这对于生存和繁殖的冲动是具有社会价值的。

“我花园深处的柳树正在向空中播撒出有绒毛的种子”，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人钟表匠》中写道：

外面正在下雨，正在下指令，正在下程序；正在下让树木生长、绒毛蔓延的算法。这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下的是软盘的话，它就再清楚不过了。正在下的是DNA。

新达尔文主义者相信，基因的产生只不过是一种自我复制的必然需要。它可能在其他基因倾向于相同的自我复制过程的背景下运作，但是基因不会思考，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会有意识地合作。但如果它们不“善良”，那么它们也不是自私的。道金斯公然使用这个拟人化的术语，使得一些人怀疑，即把新达尔文主义的必然性应用于人类“自然”的所有方面，是由科学界的一部分人暗中计划并推动的。“自私”是一个挑衅性的词汇，听起来似乎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仿佛新达尔文主义者把人的本质描绘成帝国主义者，他们希望在雄性领导者中占据一席之地，而不愿与柔弱的失败者为伍。

在他们的著作中，大多数新达尔文主义者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知识和自由思想的能力。道金斯本人表达了对个人自由的真挚信念，他坚信无知和迷信是通向人类社会偏见和剥削的最快途径。尽管如此，推测他是否可以对基因赋予不同的人格还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一个人的自私基因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勇敢基因。勇敢的小基因怎么样？基因本可以是不屈不挠的，是孤独英雄的缩影，不是自私的帝国主义者，而是自力更生和无所畏惧的，就像存在于各种文化的神话和文学中的那种人，如尤利西斯（Ulysses）、拉玛（Rama）、阿南西（Anansi）或印第安娜琼斯（Indiana Jones），在史诗般的魔法故事中，被迫克服种种奇异的困难，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为了适应、生存和繁殖。事实上，如果说拟人论是一种让科学更广为人知的方法，那么新达尔文主义者就错过了一个小窍门，他们没有指出，我们反复出现的神话和文献重申了从我们为生存而进行的集体生物斗争中演化而来的普遍真理是多么有趣。但是如果你看看我列出的英雄名单，我的建议马上就会出现问题。他们都是男性。“他们当然是！”进化心理学家会反驳说。“那就是自然的天性。”“他们当然是！”“文化相对主义者”回答。这就是你选择诠释自然的方式！甚至古墓丽影中的后女权主义者劳拉·克劳馥（Lara Croft）也包含了男性价值观。

但我们不应陷入赋予基因性别、个性或准政治角色的陷阱。虽然基因可能从个体来看是自我决定的，但它们的存在依赖于附近其他不同基因或基因组的存在，这些基因或基因组构成单个组成部分或整个器官，它们存在于整个有机体中，也存在于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中。关于基因竞争或“合作”的程度存在争论，这是另一个拟人化术语，可以用来对自然给出更积极的看法。然而，实际上，基因只是基因，而个体的组成是由遗传基因的偶然组合决定的。没有个性，作为最合适的成分集体生存，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想法、时尚和文化是否也可能是竞争选择和适应过程的结果呢？

在《自私的基因》的最后一节中，理查德·道金斯介绍了基因的文化对等物“模因”及其理论“模因论”（memetics），提出时尚、饮食、习俗、语言、技术、批评理论——和艺术——只是为了传承而存在的离散信息系统。基因有一个自我复制的目标：通过促进形成有机体来确保基因个体的生存，这样它们就可以繁殖。“模因”是相同的，它们的功能也是自我复制。像基因一样，“模因”具有变异、遗传和差异适应性，而且，它们还必须显示出长寿、多产和“复制保真”，即精确复制一个想法的能力。“模因”结合起来形成整个思想系统，如宗教或艺术运动一样，构成“模因复合体”（memeplexes）。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把这种想法描述为“身体绑架者的入侵”，因为最终的含义是，不是我们创造了的文化，而是文化创造了我们。

这个想法很有趣。也许艺术家们不是独立运作的，而是被“模因”所影响，来对它们进行复制，几乎不用个人干预。这可能是一个简洁的但稍不优雅的方式，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当代艺术品看起来一样，或是“派生”的，因为我们更倾向于说，“他迎合了世纪末城市萎靡不振的时代精神”，或“你这个时尚受害者！”。偶尔也会有创造力的闪现，也许是模因随机突变的结果，一种以讹传讹，反过来，这种讹传又会作为一种变体被传递下去，再次影响世界。

有趣的是，模因论的观念类似于历史决定论者的观点，即艺术品是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必然产物，艺术家的头脑只是一个通道，就像模因论者所说，是“媒介”或“复制器”。正如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1977年所写的，“模因宣告作者之死”，“现代作家与文本同时诞生……每一篇文本都在此时此地被永恒地书写下来”。尽管如此，模因论并没有解释一些艺术家似乎就在模因复合体之外的事实。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惊人的原创绘画和诗歌与当时的流行趋势背道而驰，即使人们可以在历史文化的各个角落追溯到他的许多灵感来源。这种常被称为区分伟大艺术的惊人独创性，不能通过模因论的还原机制来解释。

正如哲学家玛丽·米德格利（Mary Midgley）所观察到的，模因是一个发明，也许是一个巧妙的发明，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是个无法验证的概念。罗杰·史克鲁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

最好不要把模因理论看成是一种寻求真理的工具，而是一种寻求力量的装置。它使信徒对人类世界采取愤世嫉俗的祛魅姿态，把那些他不喜欢其思想的人看成是处于智力退化状态的生物，先把他们当做受害者来同情，再把他们当做傻瓜而不予理会。

此外，道金斯承认原创性存在的事实：

如果你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如果你有一个好主意，谱了一首曲，发明了火花塞，写了一首诗，在你的基因溶解到共同的基因池中后，它可以继续存活很久，完好无损……苏格拉底、列奥纳多、哥白尼和马可尼的模因复合体就依然很强大。

看看模因的概念会持续多久会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到目前为止，这个理论在艺术界还没有被广泛接受。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社会科学家和艺术理论家普遍认为，我们的行为和态度实质上是由文化和教养形成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唯一的解释。采取这种立场有良好的政治动机，特别是源于后帝国主义时期内疚的良知，这种良知承载着主导文化常常暴力地将其价值观强加于其他人的历史重担：男性对女性的态度、异性恋对同性恋者的态度，帝国主义者对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即使稍微看一下不久前的历史证据，就会发现，那些常常是作为科学事实来表达的妇女、土著民族、同性恋者“自然地”是多么“低人一等”的观点。被压迫者必须服从他人的刻板印象，而这些刻板印象是为了征服和遏制他们而发明的。这个想法已经扩展到我们所有人，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后弗洛伊德主义者（Post-Freudians）提醒我们是如何背负来自原生家庭生活的压抑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福柯主义者提醒我们是如何承受我们为其劳动或支持的政治霸权力量的压迫的。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心理、社会和文化条件的结果。批评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甚至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使性别也是一种被压迫的文化条件商品化的建构。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个难以维持的立场，尤其是鉴于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男性和女性大脑存在差异，更不用说身体了。但是，许多人对于表达什么是“人性”持谨慎态度，以免被视作受“特权”背景的影响，尤其是如果这种特权是男性、异性恋、富有者或欧洲中心主义者的情况下。

由于艺术是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警惕价值判断来自何方；如果它们暗示着至高无上的等级制度，那么它们可能值得重点怀疑。我们知道，当博物馆、画廊和收藏品在启蒙运动期间及此后被建立起来时，对创造社会地位秩序的偏好，逐渐超越了随机排列的珍宝柜这种更为百科全书式的方式。如果大自然可以被组织成“树”，枝条越高，意味着地位越高，那么艺术也可以如此。希腊艺术处于完美的顶峰，罗马艺术次于它，伊特鲁里亚和埃及艺术水平更低，而其他文化艺术的地位不断下降。近来，大英博物馆将其一些民族收藏品分送到了人类博物馆，而现在，人们普遍要求博物馆和艺术组织重新评价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并在从学术到公众参与的各个方面都要具有社会包容性。对于是否应该选择伟大的经典作品来研究，而不是流行文化的代表，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哪个更好？莎士比亚还是辛普森一家？济慈还是鲍勃·狄伦？无阶级、宽容和多元文化主义受到赞扬，文化多样性、区别、差异性受到尊重。对传统形式的社会秩序的推崇受到质疑，尤其是在学术界。新达尔文主义的某些方面受到了怀疑，这或许不足为奇，因为它是一个起源于适者生存的竞争理念的思想流派，虽然我们在生物学上普遍相同的观点听起来无疑是平等的最终宣言。

达尔文在他1872年的著作《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中，对一系列面部表情进行分类并指出，无论文化如何，世界上所有悲伤、喜爱、娱乐、愤怒等相同表情的姿态都是相同的。出于戏剧性的需要，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角度来看，我们一定会同意：

“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手、器官、尺寸，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如果你刺了我们，我们不会流血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笑吗？如果你下毒，我们不会死吗？(www.xing528.com)

直到我们在思考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时突然陷入道德困境：“如果你冤枉了我们，我们不该报复吗？”

如果我们都具有普遍的身体特征和感官特征，我们是否也具有普遍的暴力和报复倾向？对此，我们的答案必须是肯定的，否则就有可能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莎士比亚对犹太人的恶毒描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反犹太主义。真正的人性体现在夏洛克在法庭上的对话者波西娅身上，波西娅伪装成一名律师，具有自然正义感和慈悲的品质，“如从天堂飘落的柔雨”，不是吗？

然而，根据进化心理学家的说法，我们都有暴力倾向。所有种族和文化中都有着大量相似的特征。人类学家唐纳德·E·布朗（Donald E. Brown）编制了一份约373个“人类共性”（Human Universals）的清单，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天生对蛇和蜘蛛的恐惧；习惯问候语的使用；禁忌的食物；音乐的重复；搔痒痒和裙带关系。进化心理学家勒达·科斯米德斯（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提出，我们的大脑并非生来就是“白板”来铭刻个人经历和不同文化的习俗，而是有着一系列相同的“固有”的专业模块——他们用瑞士军刀来作为比喻，瑞士军刀已经演化到能够应对环境中对我们作为动物，特别是社会性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些方面划分非常具体，令人惊讶：

人脸识别模块、空间关系模块、刚性对象力学模块、工具使用模块、恐惧模块、社会交换模块、面向亲属的动机模块、工作分配和重新校准模块、儿童护理模块、社会干扰模块，友谊模块、语义推理模块、语法习得模块、交际语用模块、思维理论模块等。

当然，我们的生活经验不是严格的模块化的，而是精心地连接在社会动机的网络中的。上面提到的大多数单个模块都是有益的，或者至少具有中性的特征，而非任何人希望放弃的。进化心理学学派着重研究进化或适应的心理机制，这些机制是人类行为的基础，起源于更新世时期（Pleistocene era）（从180万年前到10万年前）非洲大草原狩猎采集祖先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或许听起来让人不舒服，因为它们呈现了一些无法让人接受的人性真相。性别选择，基因遗传的迫切，是我们最基本的欲望，男人本质上是狩猎采集者，这解释了他们倾向于暴力、侵略和强奸，他们更喜欢年轻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妇女生育和养育子女的冲动占主导地位；继父母比亲生父母更可能是不友善的，等等，这些观点在艺术界和许多社会科学家中引起了一场抗议风暴。乍一看，进化心理学的历程似乎带有性别歧视和帝国主义色彩。如果这就是我们的本性，是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费心为女性创造平等的职业机会呢？如果她们到了30岁就开始表现出“布里奇特·琼斯综合征”，渴望生孩子，抱怨男性“不愿做承诺”。如果青年男子明显具有不可救药的侵略性，天生就是为了战争和掠夺而生长的，为什么要徒劳地说贫穷和贫困是城市内部暴力的根源呢？

这是被公然表明的观点，但大多数进化心理学家很快强调，他们没有做出道德判断，强调当我们审视人性时，不应该混淆“是”与“应该”的关系。如果我们像在更新世时代那样理解真正的人性，那么我们现在也许能更好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并在制定社会政策时清楚地考虑到人性的特点。此外，我们复杂的头脑已经进化到能使用复杂的工具、语言和复杂的社会系统，以便我们能够在决定自身命运时发挥作用。我们拥有共同特征这一事实必定会让人放心。不同的种族和文化基本上是相同的，表现出同样的智力、技能和适应能力，不受偶然毁灭性的文化历史的影响，这给人类带来了共同的遗产。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进化心理学这一科学更为严谨一些。事实上，关于更新世时期人类行为的确凿证据非常少。尽管我们知道早期人类并没有停留在大草原上，而是从大约200万年前从非洲移居到完全不同的地形上，进化心理学却似乎还是经常被局限在长满青草的非洲平原上。在那些最大胆的推测中，一些“心理学”证据是通过今天分发的调查问卷获得的，仔细审视之后，听起来不太可信。然而，也有鲜活的证据，如以下情况所示：

在这个小群体中，耶罗恩（Yeroen）是一个热爱和平、守法的领导人，但始终受到鲁伊特（Luit）的挑战，鲁伊特总是在打架。耶罗恩的女朋友们一致认为鲁伊特是反社会的，她们责骂和嘲弄这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但鲁伊特有一定的魅力，一段时间后，有些人开始倾听他的委屈，容忍他的陪伴。

当然，当耶罗恩走近时，鲁伊特有意走开，但是一旦耶罗恩处在视线之外，鲁伊特又向妇女们献殷勤，并和她们的孩子玩耍。

鲁伊特最好的朋友是尼基（Nikki），他似乎是个局外人，不被任何人喜欢。一天，当鲁伊特和那些女人调情时，耶罗恩出乎意料地来了，一场争吵升级为全面开战。耶罗恩在妇女中的支持者们纷纷捍卫他，但令人惊讶的是，她们竟然受到了迄今为止不受重视的尼基的挑战。经过很长的斗争，鲁伊特推翻了耶罗恩的统治地位，看着他下台，并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群落新领导人，曾经一直被藐视的尼基成了他的副手。

现在，鲁伊特掌权了，他变得不那么具有挑衅性，他成了和平与稳定的拥护者，而不是冲突的根源。当其他人互相争吵时，他会介入，不偏袒任何一方，会平息他们的情绪，而只是对最具侵略性的人使用暴力的威胁。

他总是支持群落中较弱势的成员，并急于拯救任何受到不公平攻击的人。当他发现尼基攻击一位名叫安伯（Amber）的妇女时，他甚至赶走了尼基。

但他的统治是短暂的。在他背后，尼基与不满的耶罗恩结成联盟，经过一场意想不到的斗争，鲁伊特本人也被赶下台了，而尼基则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最高统帅。

这不是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原来如此——讲给孩子们的故事》（Just So stories for Little Children）中的片段，也不是一部未被发现的莎士比亚剧的情节。它不是来自一个古老的神话也非肥皂剧或真人秀电视节目。这是生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z de Waal）在1982年观察到的，对阿纳姆汉堡动物园一群黑猩猩行为的真实描述。

从动物行为模型中推导出太多结论并将其应用于人类是危险的，但正如生态学家（动物行为学家）所描述的，这种“马基雅维利行为”（Machiavellian behaviour）中显然可以识别出某些东西，即使他们对使用人类行为模型应用到动物身上的危险持谨慎态度。在后马克思主义、后女权主义社会中，认为社区总是由相互竞争的领袖型男性统治，女性扮演从属角色的观念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尽管如此，这个故事仍然包含着曲折的权力关系，欺骗，背叛，流言蜚语和不断变化的忠诚，这些在人们走到一起时都会发生，并且可以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被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必为了要对灵长类的复杂社会交往留下深刻印象而放宽道德的标准。黑猩猩的故事揭示的策略显示出非凡的狡猾，但在“野蛮”的爆发和普遍的和谐与正义的愿景之间也存在着善意与合作。这个故事不是关于个人的，而是关于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的故事。它是一个处于永久自我调节状态的社会群体，权力斗争和重新调整是无情地寻求平衡的一部分，这将最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生存。

当然，当世界被分割成无数的群体和亚群体时，动物群模型尤其难以适用。此外，我们已经开始相信自力更生的个体的自主和独立，在繁忙的生活中，我们属于多个小群体而不是一个。即便如此，许多神话和故事都是关于群体中的个体之间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斗争，以寻找平衡。冲突与冲突解决是戏剧的内容，贯穿所有戏剧的情节，甚至可以用于历史分析。但是，过分简化我们的社会生物学本质是不可行的。人类的存在已经变得极其复杂——我们运用语言的能力证明了这一点，并将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我们能够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存在构建深刻的形而上学解释。哲学家和思想家也同样考虑伦理和道德。如果天性是非道德的，只支持适者生存，那该如何影响我们的自我观？我们耸耸肩接受它吗？或者难道不应该指出，凭借伟大的智力、强大的语言技能、回忆、重释和重新想象的能力，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本性？我们有能力创造和发展哲学、道德论据和理想，这些无疑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例如，只要看一下从19世纪末期开始激发女权主义的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以及女权主义价值观如何扎根，在自由世界中得到认可，甚至在更保守的文化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种想法影响了我们对自己本性的看法：我们选择计划或限制自己的生育能力，我们鼓励妇女从事各种活动——身体的、智力的、社会的、政治的——这些活动以前被认为理所应当属于男性，反之亦然。我们不必被生物学束缚住。

艺术一直扮演着反映自然的重要角色，它常常通过夸张、扭曲、震撼、取笑和责备来反映它那个时代的争论和冲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把女性描绘成性感的小猫、迷人的皇后、脆弱的受害者或无聊的家庭主妇的挑衅漫画显然是在挑战这样一种观念：这必须继续成为女性的现实——这是生理上的，但从文化上被强化——并且它们促成了西方的女权主义革命，除了保守派，所有人都认为这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杰克（Jake）和迪诺斯·查普曼（Dinos Chapman）2000年的作品《地狱》（Hell）在一个房间里摆放了几个玻璃盒子，在这些玻璃盒子里数百名纳粹玩具士兵在重建的大屠杀场景中互相攻击。这幅作品展现了一种毫不隐藏的野蛮，由于它把孩童的玩具用于了令人深感不安的用途，从而扭曲了它们原来的方式，所以让一切变得更加苦涩。但是，这并不是为是否允许小男孩玩士兵这一愚蠢的辩论提供论据，也不是对人性的无动于衷的描述。尽管这件作品充满无端的暴力行为，展现了我们进行淫秽恐怖活动的能力，但它的意图却是有很强道德感的。

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1971年拍摄了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该片是基于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62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部电影描述了年轻人的暴力和反社会行为，特别令人憎恶的是，这些行为是为了好玩。在一名叫亚历克斯的暴徒的带领下，这个古怪的团伙遵循着邪恶丑陋的着装规范，说着名曰“纳查奇语（Nadsat）”的黑话——一边听着大声播放的贝多芬交响乐，一边进行可怕的暴力行为。伯吉斯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指涉是很清楚的，但这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寓言。经过一连串的攻击和强奸行为，亚历克斯最终被抓获，当局决定必须治愈他的暴力本性。他被施予了一系列的厌恶疗法，当他被迫目睹大屠杀暴行的电影时，他的眼睛被撑得大大的，伴随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崇高的浪漫（这部交响曲曾鼓舞了他自己的罪行），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接受电击。他最终一想到暴力就会本能地产生恐惧，但同时贝多芬的音乐也给他留下了创伤。他是一个无知觉的傀儡，温顺驯服，被阉割了而无人性。

影片发行后引起了轰动。库布里克本人意识到，第一部分将暴力美化到如此程度，它似乎鼓舞了一些非常可怕、无法想象的模仿犯罪行为，所以他自愿宣布禁止该片。但是，对亚历克斯这个不道德的罪犯的“处理”引发了几乎同样多的争议，因为它承认攻击性与欣赏崇高之美的能力一样，与人性密不可分。这些具有娱乐和震撼能力的艺术品具有道德目的，使我们质疑人性到底是什么。

有观点指出，头脑是会被文化铭刻的一张干净的白纸，同时存在一种浪漫主义假说，正如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煽动性的书《白板》中指出的那样，人性是纯洁和自由的，“自然的和美好的，卢梭笔下的高贵的野蛮人所拥有的心灵和本性。”一个孩子生来就天真无邪，毫无瑕疵，犹如“光彩的流云”，直到世界给纯洁的灵魂留下印记，让它适应好或坏。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浪漫主义意识形态一直控制着儿童发展的理念，并且在艺术教育中盛行的“创造力”的说法中仍然明显。

比起我一生中经历的理论立场的变化，我的实际生活更糟糕。20世纪50年代我在威尔士上小学时，人们认为女孩子不适合做艺术，因为它被认为太杂乱，适合男孩子做。相反，我们不得不被迫学习刺绣，它被看做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得很漂亮，而且对于我们未来作为妻子和母亲非常有用。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来尝试完美的针法（下摆针，花茎针法，法国结和雏菊绣），绣热水瓶盖，织一双不断变长的袜子。我也熟悉了拉线、贴花、钩编和梭织的技巧。结果我做得既不漂亮，也没有用，“拆开重做！拆开重做！”这样的怒骂声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整洁和精确是最重要的，但我获得了足够的技巧，也许现在还能向翠西·艾敏（Tracey Emin）展示一两招。如果随后的儿童发展研究显示，直到某一年龄之前儿童获得精细运动能力是困难的，将那些此年龄后表现出困难的人诊断为诵读困难或行为障碍，我只能让他们去看看过去由平均6岁和7岁儿童做的刺绣。一些织物沾上被针刺出的血，这被认为是适当的矫正。在严格的指导下，在这件事上我们唯一的“创意”是，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我们可以从有限的刺绣丝绸或羊毛废料中选择喜欢的颜色（我可以回忆起我从一团淡紫色中获得的纯粹的快乐）。

当我们不缝纫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要学习很多诗歌和大量圣经内容，其中很多都是背下来的，也详细地解释给我们听了。虽然学校并不鼓励我们有任何自己的看法，但在十岁时，我们完全能够弄明白济慈（Keats）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中所包含的许多引用语的意思。从这首简短的诗里，我们了解到了济慈、教皇、查普曼、荷马、太平洋的发现，以及济慈错误地将此归因于科尔特斯（Cortez）而不是巴尔博亚（Balboa），而且承认“当一颗新行星游进他的视野时”这句台词指的是赫歇尔（Herschel）在1781年发现天王星。我们的墙上挂了一些打印的拉斐尔前派的绘画作品，据说，这些作品都充满了道德指令（对它们的感官作任何评论都是可耻的），我们还了解了罗塞蒂（Rossetti）和他的妹妹克里斯蒂娜（Christina），还有但丁（Dante）和比阿特丽丝（Beatrice），还有《神曲》批判的各个方面。我们学会了唱歌和读乐谱，并且涉猎大量的赞美诗、民歌和军队行军歌曲的曲目，还有亨德尔（Handel）、莫扎特或门德尔松的演唱剧中的奇怪合唱。我经常做白日梦，还记得班主任向我母亲抱怨，“问题是，她太有想象力了。”

虽然我的老师从来没有给我们提到过任何教育的教条，但其规定是很明确的：女孩和男孩在生活中有不同的目标，最快的学习途径是“反复灌输”，艺术是指伟大作品集，它们是为了道德教育而存在的，对孩子用手和眼睛工作的潜力几乎没有任何限制，但是，我们对任何事情有自己的看法，这都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更不用说——但愿不会这样！——表达我们的感情。

我的学校一定是处于意识形态的死水中。因为大约在这个时候，教育家开始跟上这种情绪，这首先归功于卢梭，再经诗人和教育家马尔科姆·阿诺德（Malcolm Arnold）的观点传播，马尔科姆·阿诺德认为“追求完美就是追求甜美和光明”，随着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通过艺术的教育》（1943）出版之后，这种思潮横扫了整个艺术教育界。“通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里德认为，“我们集体弊病的秘密可以追溯到对个人的自发创造能力的抑制。”通过佩斯托洛齐（Pestallozi）、赫伯特·里德、弗罗贝尔（Froebel）和蒙特梭利（Montessori）发展起来的所谓教育进步运动，冲破了命令式教育的堤坝。突然间，老师们受到鼓舞，开始为孩子们提供释放他们内在创造力的机会。这些早期书籍的书名说明了一切：考德威尔·库克（Caldwell Cook）的《从孩子开始》（Begin with the Child）（1917），马乔里·胡德的（Marjorie Hourd）《诗性教育》（Education of the Poetic Spirit）（1949），阿德里安·斯托克斯（Adrian Stokes）的《绘画与内心世界》（Painting and the Inner World）（1963），罗伯特·威特金（Robert Witkin）的《情感的智慧》（The Intelligence of Feeling）（1974）都是尽心写就的，而且必须说，是一些真正富有成效的见解。很显然，仅仅通过观察我自己所受束缚，即使不说是残酷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是时候进行一次革命性的重新评价了，这些文本中的许多引导着孩子们讨论他们自己对艺术的反应，并为他们提供了在艺术中追寻个人轨迹的机会——自己的艺术创作。但在自我表现学派出现的核心修辞表明，许多教育学家都珍视这样的观点，即将孩子既看作一个纯粹的空容器，也看作一个自然存在，只要给予适当的机会，就会与深藏其中的真善的自然之泉建立联系。我们被告知，“教育”这个词就是指e duco（“我引出”），意思是说有些东西是天生的，暗示着有些天生的东西是很好被引导出来的。实际上，这个词的最早来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思是“养育孩子，抚养孩子”，以及它最常见的用法“指导或提供学校教育”。其中的一些言辞近乎传教士的狂喜。1982年，艺术教育家马尔科姆·罗斯（Malcolm Ross）发表了一篇名为《面对面的认识：走向成熟的审美遭遇》（Knowing Face toFace:Towards Mature Encountering）的会议论文，他告诉听众，“通过崇拜世界……我们感觉自己是独特的、圣洁的、神圣的”。

在我看来，美育是为了维持和加强儿童与现象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更具体地说，它试图将孩子带进与感知世界的爱的关系，通过这种巧遇激起狂喜和快乐的体验，建立孩子作为一个有创造力和独特的人的自尊。

参加这种会议的老师回到教室里一定感到很沮丧，因为孩子们有一条通往另一个令人振奋的启蒙之源的直接途径——他们的电视机。如果有人希望孩子们的艺术能提供一种对感官感知世界的洞察，那么他们看到一幅又一幅的忍者神龟或打扮芭比娃娃的图画时一定很沮丧。当被要求在戏剧课上表演场景时，小学年龄的孩子们更有可能提供格兰其山（Grange Hiff）或东区人（East Enders）最新的故事情节以及剧中的伪自然主义对话，并以他们选择的乐队的方式“创作”音乐。他们还知道什么？他们的老师不应该为他们潜在的想象力提供一些不同的刺激吗？

但是更糟糕的是，老师们被要求不去干涉可能在所有这些影响下仍然会产生的个人洞察力，“大众文化”这一术语是对这种影响冠冕堂皇和政治化的表达。在争取公平的斗争中，浪漫主义者遭遇了政治正确问题。每个人都同样害怕干涉，以免天真的头脑被霸权主义的价值观所腐化。教师可以通过讲故事或提供材料来设置情景，但是他们应该到此为止。这甚至延伸到基本技能的教学。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早期，我的女儿们每天早上到达幼儿园，看到桌子上散落着塑料砖、颜料、纸板、亮片、橡皮泥、砂纸、毛毡、空卫生纸管和其他小摆设，就会叹息，她们要用这些东西做一些直观的艺术作品，在晚上给我展示。当然，从来没有人冲着她们喊过“拆掉”！因此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些作品是不是“好”的，因为价值判断是被反对的。但是孩子们会提供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他们会羡慕地观察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因擅长艺术而变得特别有成就的同龄人。一位经验丰富的托儿所保育员描述了她发现一个眼泪汪汪的小男孩羡慕地看着他的同伴们剪纸的情景。意识到他的问题，她拿着剪刀向他展示如何操纵刀刃，这让他很高兴。但她被一个那天在那里巡查的早教督导员看到，并被告知，“不要再那样做了。”“必须始终鼓励孩子自己去发现事情。”

一个艺术教育家告诉我，不应该满怀期望地去看孩子的作品。你应该简单地说，“告诉我你图片上画的是什么”。这种含糊其辞的劝告暗示着，孩子的图画可能在直觉的层面上，表达出孩子想象力中某个自由地带所产生的某种纯真的真实，而且，她能够以某种诗意的洞察力来解释这一切。这种珍贵还意味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建议如何改进一幅画，或者说，实际上意味着，定性判断与个人感情的表达在任何方面都是相关的。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在1970年写道：“卓越（艺术）的主要敌人是个人幻想：自我膨胀和自我安慰的愿望与梦想编织的薄纱，它阻止人们去看外面的世界。”有谁鼓励孩子去超越自己，学习一些全新的东西，并试图有效地传达她的反应？

如果个人幻想揭示一些不那么美好和真实的东西怎么办呢？进步的艺术教育家常常低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当他们问到那个温和的问题时，可能会得到一个他们不想听到的答案。问：跟我讲讲你的图画。回答：“这是很多人互相残杀。”如果这种反应源自人性的根本，那么它显然是不美好的，几乎不是欣喜和快乐的产物。事实上，这是非常恶劣的，它必然是不利的环境影响的结果。孩子在家里遭受暴力了吗？他是否看了太多的《痒痒鼠与抓抓猫》（Itchy and Scratchy），或者每天晚上都在玩“古墓丽影”（Tomb Raider）？

孩子的精神是无污染的，这一观点是基于浪漫的幻想，当然不是基于史前的任何证据。但是，如果进化心理学中更棘手的方面占上风的话，关于儿童“真实”本性的争论很可能会进入烦人的领域。有些孩子天生就倾向于暴力、上瘾或懒惰吗？这种思维的极端应用已经在美国发生，在英国也越来越多。在英国，类似安非他命的药物利他林被用来治疗一种新的病理状态，即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显然是被影响的男孩基因构成缺陷的结果（碰巧是来自关系异常的家庭），这使得它成为一个极具争议和政治化的话题。

常与孩子接触的人最容易看出，无论是对“人性”、性别或个人性格、愉悦或其他方面的先天特征的承认，都不会降低提供刺激环境和改变动机的重要性。事实上，当代神经科学的一些发现确实证明了良好的培养可以带来多么大的改变。一个小孩的大脑有一种特殊的可塑性，一种自我重组的能力，这意味着实践将帮助他们建立路径，这将给他们可以继续发展的新技能。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最吸引人的书《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进一步阐述了由诺姆·乔姆斯（Noam Choms）首先提出的观点，即我们生来就具有对句法、语法、词序、词汇组和任何语言共有的所有构建块有先天理解。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习得来源于一次性突变，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一个语言功能失调的家庭发现了证据，证明一个特定的基因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平克和其他人一致认为语言习得是天生的，但他们觉得这一过程更为渐进和复杂。尽管基本要素是一样的，但人们还是根据从小接触到的东西来学习一种特定的语言。但是，正如许多天生的倾向一样，如果儿童在七八岁左右的关键年龄还没有接触到任何语言或社会交往，所涉及的脑细胞就会死亡，他们将永远失去使用这些语言的能力，这在涉及狼孩或十年前在罗马尼亚托儿所被忽视的那些儿童的悲惨事例中得到证明。

语言不仅仅是简单的交流和表现复杂的思维过程，它的组成部分反映了我们阅读世界的方式：区分“你”“我”和“他”，“这里”和“那里”，“现在”和“然后”，有从句的句子中的主语/动词/宾语的关系。它们都反映了对关系、顺序和因果关系的理解。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态表明我们对时间的把握，条件句、虚拟语气和命令式的“如果”“可能”“希望”和“应该”，它们表达了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恐惧或最终行动的可能性。语言表明我们理解符号和象征的本质，我们的头脑如何形成联想、“常量”和类比，以便快速有效地对世界上的元素进行阅读和分类。从中，我们用明喻和暗喻来丰富地描述我们对事物、诗歌和艺术的体验。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认识到视觉素养的重要性，以及掌握用我们的手、头脑和数字扩展方式来制造东西的能力。这种面对和重新解释世界的方式与语言习得一样重要，与说、读、写一样重要。

在新的科学研究中，有很多东西应该为我们的思维发展方式提供信息，将对我们天性的理解与对后天培养如何最好地利用天性的了解结合起来。而且，尽管我们可能都拥有相同的大脑基本结构和过程，但对此的更多理解应该看似矛盾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培养出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也许尤其是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必不可少的古怪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