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心灵的进化：从未来到过去，探索艺术与科学

我知道她的抚摸。虽然她能轻而易举地折断我的手腕，

但在我的梦中她是温柔的。

她探查着我的脸，审视着我的双臂。

她的眼睛在梦中是灰色的，但很明亮。

亲爱的妈妈，原谅我。

像任何婴儿一样在夜里唤醒你寻求答案。

告诉我有关抚摸的事。

有什么必要创造你我的手？

你杀死、雕刻、向上帝或神做过手势吗？

是爱抚铸造了你的手还是你的手造就了爱抚？

——迈克尔·多纳吉（Michael Donaghy）《抚摸》（1988）

目前，在操纵人类繁衍方面所取得的惊人进展与人们对衰老过程的突破性理解相结合，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出生可以被编程，死亡也可以推迟。似乎我们即将具备前所未有的控制自然的能力。此外，对遗传学的革命性理解，对身体/精神统一体的新见解，以及对我们心理进化方式的推测，正在激起关于“人性”真正含义的激烈讨论。通过参与艺术活动，我们自觉地接触到它，并相信可以获得最直接的领悟。但是我们真的如此吗？本章将回顾过去，检视目前关于人性起源可能的一些科学假设，接下来的两章将讨论当代关于艺术发展及其功能的科学性理论观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科学理论始于推测，其中一些推测继续成立，另一些则随着时间完全消失。过去的科学书籍，甚至最近的科学书籍，常常包含奇特的断言，并附有神秘的图表，但其中许多最终成为历史。这在关于人性和心理学的理论中尤其如此，甚至可能是当今硬科学兴起的时代所构建的那些理论的命运。实验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正越来越多地试图通过可测量的科学方法论来证明他们的假设，但是，尽管科学无疑通过诸如碳年代测定法、高科技扫描和基因测试等激进的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过去，但仍有许多未知之处。把当代的科学理论以及不自觉的社会政治理论运用到人类大脑研究中，对于大脑如何进化和运作作出明确的解释，这是很诱人的，但也许50年后，我们的看法又可能完全不同。我这么说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太过痴迷于令人愉悦的分析，比如下面的例子，我发现这些例子很有说服力，因为我本能地觉得它们是真实的。但说到底，它们是模型。大脑不是这样安排的，它可能进化得不同，但目前看来，以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考虑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也是有帮助的。

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追溯了从共同祖先（人类、类人猿和其他猿类共有的）至1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智人的出现，这六百万年期间早期人类大脑的进化过程。在这段时间里，大脑的结构不断进化，以适应新的功能和行为，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反过来，头脑形成了这种环境的内在模型，在真实外在和原始内在、物理与形而上、自然与文化之间，建立一种永不停止的相互作用。而从内部设想世界以及社会个体在其中的作用的能力，导致了一种从外部改变世界的机制。

虽然米森的推测基于不充分的考古记录证据，但却是通过对现代思维活动的深入了解而得出的，他的方法很有启发性。他在早期人类大脑中识别出四种截然不同的智能，它们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自然历史智能；技术能力；社会智能；以及学习语言的能力。自然历史智能反映了对自然景观的密切了解——天气、季节、植物和动物行为。数千年来，技术智能变化不大，技术智能使得早期人类能够制造工具，当他们敲打一块石头的时候，在他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关于他们目标的心理模板。社会智能是一个非常早期的遗传，从600多万年前进化而来，作为人类社会生物的自然功能的一部分，就像它们的猿类表亲一样。在这段时间，大脑显著地变大，这特别是由于日益复杂的群体互动，这些活动刺激了想象他人思想以便预测其行为的能力。这进而导致了人类通过口头语言和符号交流的独特能力。语言似乎出现在大约25万年前，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词汇和句法上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四种智能的能力保证了个体在群体中的生存，并且它们在大脑中变得“与生俱来”。

这样的智慧最初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直觉运作，只是短暂的感觉，没有适当的意识。事实上，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如今仍然在这个层面发挥作用。当我们看到阴沉的天空，就意识到要下雨了；即使在城市里，我们也会半自觉地通过各种风景来认路，创建自己像出租车司机那样的私人空间知识。我们天生就对一些基本物理现象，例如重力，有一种直观的理解，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球会滚下坡，而不需要进行任何笨拙的演绎推理。如果我们想即兴制作一张桌子，我们在调整它的结构时，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通过心智概念和手眼协调的互动来研磨我们的材料。我们了解其他人的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中闻到气味，发现声音中微妙的语调，注意到肢体语言的变化，读懂面部表情，甚至当它们被故意遮掩时，我们也能觉察到。我们甚至可以下意识地将自己投射到别人的头脑中，并尝试预测他们的行为。只有到后来，如果有的话，这种意识才会被我们的有意识的思想所知，或者通过语言而被人知道。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与动物发出的报警叫声截然不同，因为它们有句法——它们按语法排列单词，在句子中嵌入限定从句，以展示对联系、关系、时间和因果关系的复杂理解。大多数神经科学家赞同诺姆·乔姆斯基（Chomsky）的假设：使用语言的能力是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根据成长过程获得局部的变化。

米森解释说，直到史前的一个关键时期，这四个特殊的认知领域都是独立的，它们之间几乎没有相互作用。头脑拥有一个核心的通用智慧，在其中进化出一套通用的学习和决策规则，调节每个领域的行为。狩猎工具的使用反映了技术和自然智慧的结合，在此基础之上，食物的获取和准备反映了社会智慧的结合。直到大约70000年前，似乎有了不完整的认知流动性。头脑为何、何时以及如何产生如此显著的改变，似乎很难归因于任何一个来源，虽然它可能只是内部智力在一个连续的时间内不可避免地积累，达到临界质量而导致一种现代意识的出现。进化心理学家尼古拉斯·汉弗莱（Nicholas Humphrey）提出，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自我意识方面——是发展一种洞察他人思想的能力，这是发达社会智力的结果。这把外部世界的社会群体中个体之间的交流过程内在化了，并自反性地使个体内心的不同领域能够相互“交谈”。语言能力的提高可能是关键因素：社会智能开始受到非社会信息的侵袭，从而，使非社会世界成为意识探索的场所，从而丰富了连接观念的拓展。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某种内在的思维过程发生了，因为考古记录显示，经过数千年在工具制造和大脑发育方面的累积缓慢进展，人类开始生产出异常复杂的东西——艺术。

艺术创作似乎发生在大约60000年前，虽然考古学家还没有精准地确定时间。最近的发现证明在南非的人类遗骸中发现了更早的艺术证据，这些红色赭石上刻有十字形图案，年代超过70000年。根据人类学家胡安·路易斯·阿苏亚加（Juan Luis Arsuaga）对西班牙遗址的调查，人类遗骸中出现了骨质首饰，这表明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 humans）很早就喜欢装饰，甚至有了自我意识。同样，似乎很清楚的是，虽然几百万年来，人类只用石头来制造工具，但在一个较短的连续时间中，他们开始用骨头和贝壳来制作装饰品。这些可能是社会地位或性装饰的标志，也很难明确区分这与动物在领地或求爱仪式中表现出的行为有多大不同，而澳洲的园丁鸟就是显著的例子。然而，根据目前的证据显示，大约3000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地点也开始出现洞穴绘画和装饰雕塑。这些画不是粗略的轮廓，而是在描绘三维动物和物体方面具有非凡的写实技巧的证据，这些动物和物体充满运动感，并且显示出了清晰的、独特的个人风格。

大多数当代考古学家认为，早期视觉艺术远不止再现性和信息性。一些绘画可能提供了关于各种动物习性的有用的直接信息，但它们也可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从迹象中做出许多推断的能力可能来自于动物跟踪——对于有经验的眼睛来说，鹿的足迹可以提供关于其大小、性别、年龄、一天中的时间或天气，甚至可能关于下落、动机和意图的线索。“用来分析动物无意间制造标记的意义的认知过程，在分析人类刻意创造的标记的意义时，同样有效。”米森写道。因此，这些标志是具有多层意义的符号和象征。(www.xing528.com)

米森将艺术创作与基本智力的四种形式联系起来：它包括计划并执行预先设想的心理模板（尽管总是有灵活和即兴发挥的空间，这些空间可以扩展最初的概念）；它涉及超出正常时间和地点范围之外的事件或物体，展示想象自然世界的能力；它体现了与他人的有意交流；和语言一样，它将意义赋予一个视觉形象，而这个视觉形象并非与它的指称物直接相关。他提出了史前艺术定义的五个主要特征：它包含与其指示物相关的任意符号，就像语言一样；它是为传播的目的而创造的；它超出了此时此地的时空界限；符号的意义可以在个人和文化之间变化，或者可以承载多种含义；相同的符号可能由于独特的标记而变化。那么，艺术似乎是一种旨在强烈地传达意义的媒介。这与发生在同一关键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宗教意识形态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艺术似乎是连接自然和形而上世界的交流媒介。它既是拟人的，也是一种图腾。拟人论赋予动物人类属性和思维过程；图腾崇拜在更广阔的自然世界中赋予人类角色，并将人类的祖先与动物联系起来。如果生存依赖于对动物的成功捕猎，那么，基于对真实动物行为和预测人类行为的长期经验，能够想象它们的感觉以及它们可能做什么，将会有很大的实际益处。但是这些预测能力也支持了想象力创造其他实体对象的能力：动物神、人类超人和永远共存的祖先。洞穴中栩栩如生的绘画描绘了不同的生物，其中许多是半人半兽，也许是神，或者是某种超自然生物。

社会人类学家帕斯卡·博耶（Pascal Boyer）把宗教定义为一种对非物质存在的信仰，这种非物质存在具有在死亡中生存的能力。超自然存在违反了自然历史法则——它们可以穿越石头，或者存在于时间边界之外，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不朽的，不会死去。他们可以和地球上的人交流，通常选择通过一个特殊的中介，这个中介有特权可以找到通往超自然世界的途径，并能够发送和解读信息。人们希望，这样的信息能导致当今自然界明显的变化，为了增加这种可能性，必须通过仪式来抚慰祖先或神灵。整体视野将人类和自然界完美地融合到一起。

如果艺术制造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他们最初可能只是拥有卓越的制图技术或雕刻技能——那么在现实世界和想象的其他世界之间的明显中介作用似乎帮助他们获得了萨满的地位，设计仪式性的绘画和典礼。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绘画和仪式变得更加精细和系统化。艺术似乎在与死亡有关的地方达到了神化。在墓葬遗址周围发现了许多最精致的艺术文物，这些文物从旧石器时代晚期（Upper Palaeolithic）甚至更早一直到10000年前的全新世（the Holocene）时期（随着狩猎群定居到农业社区，这是个过渡的时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是有物质上的解释，因为在一块土地上建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墓室，它标志着领土，是一种占有的象征，是一种让其他人远离的标志。但在精神层面上，围绕死亡的复杂仪式表明，死亡并不是命运的终结，而是在祖先居住的另一个世界的开始。

艺术历史学家马丁·肯普（Martin Kemp）发明了“结构直觉”（structural intuition）这个短语，用来形容艺术家们如何具有独特的能力，去想象、理解和再现自然界的深层过程。他们获得这种能力部分是由于天生的性格，敏锐的观察力，并通过在工作室里对材料反复试验而进一步发展起来。这种天赋的根源必然是自然和技术智慧的结合。被自然图案吸引的艺术家能够在头脑中设想复杂的图案模板，作品的完成需要结合对形式的直观把握和卓越的技术精度。例如，我们可以在布里奇特·赖利（Bridget Riley），苔丝·贾雷（Tess Jaray）、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或理查德·迪肯（Richard Deacon）的作品中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也具有沟通的直觉，因为我们是社会性的人，所以我们很快就能感受到他人的感觉、形象和想法。一些艺术家把非凡的自然和技术能力与对语言的热爱结合在一起。概念艺术反映了对将语言作为符号和象征的迷恋，充满了困惑和悖论——想想达米安·赫斯特那些充满诗或双关语的矛盾标题：一个巨大的人体解剖模型被命名为《圣歌》，牛的局部标本被命名为《获悉万物内在形态后之欣慰》。许多当代艺术都需要在不同物体和概念之间进行不同寻常的连接或不可预测的并置的能力。强烈的悖论、讽刺、幽默感，或者是对叙事中意想不到的曲折进行处理的能力，都可能是思维特别灵活的证据。这并不是说艺术制作简单地展示了一套技巧或诡计。它与超凡脱俗的感觉之间的联系暗示了超越视觉或语言的潜在意义。它常常包含着一种辛酸，这种辛酸似乎源于对这个世界中时间流逝的意识，暗示着挑战死亡观念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挑衅性的幽默，或通过在物质世界和隐藏的形而上学世界之间找到连续性。

我们不知道何时，诸如爱和悲伤之类的感情变得比动物的简单直觉更复杂，动物的直觉是被为了生存和繁殖而压倒一切的冲动所驱使，它们有时会爱抚它们的配偶，抚育它们的幼崽或亲热它们的长辈，在长辈离去的时候会短暂地悲伤。考古学上有迹象表明，尼安德特人让一些无用的生病和受伤同胞在集体中存活了下来，我们想，也许纯粹出于爱或忠诚。当然，在至少70000年前的关键时期，葬礼似乎变得越来越正式和温情。当考古学家发掘出与母亲一起埋葬的婴儿骨骼时，周围布满鹅绒、贝壳或珠子，这让人感到心酸。也许几千年来，随着语言的进化，曾经只是功能性的情感转变成自我意识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可以在内心对自己承认，也可以向别人描述。如果爱和悲伤作为一种认知流动的新意识的结果开始被感知和认同，那么有意识地认识到死亡是一件可憎的事情，因为失去亲人，更不用说失去自我，可能是无法忍受的，正如人类后来知道的那样，并且如今依然感到，它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是现在，也存在很多让个体被淹没在集体精神之中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个人被淹没在集体的精神之中，特别是在仍然存在某种来世信仰的地方，死亡的刺痛便不那么痛苦了。看起来，偶然出现的自我反思意识、复杂的神话和宗教意识，使得早期的人类能够解释他们自己和他们所爱的人的死亡，通过参与仪式，死亡意识得到承认和释放。仪式把他们与祖先联系起来，祖先们被认为仍然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大约10000年前，狩猎采集者开始定居并成为农民，追求专业技能，参与复杂的社会关系，建造城镇，造船，旅行，作战并进行殖民。有些人幸运地发现自己身处气候宜人、土壤肥沃、有各种天然草本植物和可牧动物的地方。这使他们有了先机，于是开始发展冶金业、书写系统，以及枪支和钢铁，加上对致命病毒的免疫力，帮助他们征服和殖民他人的土地。随着社会的分裂和征服，财富的积累，神话的再创造，艺术变得更加精致和复杂，形成了自己的惯例，虽然它似乎总是有助于表达死亡的奥秘，也许它现在依然如此。事实上，我相信除了最肤浅的艺术品之外，对死亡的触及是其他所有作品的基础。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似乎站在古代共有的宗教信仰体系（至少在西方盛行）和个体的自主之间。哈姆雷特的危机在于：

对死后的恐惧，

一个未知的国度，没有旅行者返回，迷惑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那些拥有的恶习，也不愿飞往其他我们不知道的……

良心使我们成为懦夫。

哈姆雷特关于意识的个人知识——意识——作为一种自我意识的联结状态出现在早期人类的头脑中，使他从集体信仰的安全伊甸园中走出来，走向孤独的反省和自我怀疑。虽然现在有人认为莎士比亚本人是一个秘密基督教徒（crypto-Catholic），这在新教国家是一个危险的信仰，所以他的疑虑是那些从小到大相信地狱的人的想法，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和学者，表达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ism）的强烈愿望。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古典主义重新兴起对模糊的精神之外的理性解释和实证的兴趣，加强了这种好奇心、勇气和求真精神的结合。启蒙运动最初可能是想证明存在一个美好、公正和道德的神，但同时它也是出于对不公正和迷信的憎恶，这种憎恶在欧洲表现为人们广泛认为自己可能会被巫术毒害，并促使人们理智而公正地研究物质世界。也许对理性和经验知识的尊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形而上学世界信仰的侵蚀。“自然哲学”让位给“科学”（从大约1833开始，这个术语开始在现代意义上被使用）。而超自然的意识形态却继续被许多人视为迷信的幻想。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即使一些人有特定的宗教信仰，整个世界被无数的信仰以及信仰的分支所分裂，被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所分裂。正如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说，我们的世界图景是无中心的、相对论的，充满了认识论和道德的不确定性。然而，即使在最世俗、最唯物主义的西方社会里，仍然存在一种期待，即艺术家们有某种通往永恒真理的路径，尽管这种期待是矛盾的。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想和文学让人们重新相信艺术家是独特的神圣使者。史前时代的使者或萨满曾经属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与死被认为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即使是现在，一些信仰也假定同样的信念。“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对于一些坚持信仰的人来说，死者在活人的世界中是无所不在的。然而，在世俗化的西方，我们不再那么相信这一点。我们像哈姆雷特一样，害怕死亡，在我们活着的时候，艺术让我们困惑，也安慰我们。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死后是否还能感受到艺术，除非通过某种黑色讽刺，正如我们当代的使者之一，达米恩·赫斯特所言——“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

我们还能相信艺术家连接到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吗？有些人似乎拥有特殊的“精神”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创作与自然有关的作品的人。这个自然不是科学所研究的客观化的自然，而是可以直观体验的有生命力的自然，而人也是它的一部分。像安迪·高兹沃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和马克·迪翁（Mark Dion）这样的艺术家用石头、树叶、树木、雪等自然物体来制作图案，这些图案显然是人造的，但仍然与自然节奏和形式相协调。像自然物体一样，这些艺术品常常是短暂的，并且传达一种慰藉，即时间是循环的，尘归尘，土归土，新生命再次涌现。就像在《南特三联画》（The Nantes Triptych）中一样，在循环播放的三个独立视频中，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使用自然的节律，描绘两个女人的实时经历，一个正在分娩，另一个即将死亡，她们之间存在的关系被描绘成一种水下斗争，一个人影反复扎进水里，绝望地漂浮着，他周围的光是一片明亮的单色云，可以听见水声和空气声，听见混乱的呼吸声，夹杂着预料中的间歇性的沉寂。在《三联画》中，时间是有顺序的，以空间顺序显示，屏幕排成一行，显示出生，然后是悬置的生命，然后是死亡。三个序列同时结束，观看者陷入黑暗。当它们再次开始时，我们认识到时间也是周期性的，视频循环成为永恒的时间循环。这个作品中隐含了两个精神传统：一是西方基督教的基督诞生、生活、死亡、然后复活的顺序；二是东方永恒的循环。这两种传统都是对生物学经验的反思。

在更近的一部名为《日复一日》（Going Forth By Day）（2002）的作品中，维奥拉展示了五种场景，它们同时在大屏幕上播放，并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一样直接投射到黑暗的画廊墙上。观众站在中间，就像在黑暗的教堂里，感觉神秘仪式的一部分。在一块屏幕上，一行人正穿过阳光普照的林地，他们也许是守灵的哀悼者，因为这个场景唤起了一种伤感之情，这种伤感通过他们走路的方式，在无尽重复的小道中，在夏日透过葱郁绿树的晨光中传达出来。维奥拉写道，人的川流不息暗示着没有明显的秩序或顺序，作为在路上的旅行者，他们在两个世界之间的空间移动。在另一个屏幕上，一对夫妇在静静地等待一位住在海滨高处小房子里的老人死去，冬日的阳光让一切显得宁静。他们离开后，门被锁上，老人就那样躺在门后的床上。但在下一个视频投影里，老人出现在下面的岸上，一位老妇人站在岸边一直耐心地看着她的家具堆在海滩上准备装船。这对夫妇拥抱在一起，然后随着家具与船一起，最终消失在平静的地平线上星星点点的小岛间。在另一个屏幕上，人们搬着家具走下陡峭的室内楼梯，穿过精心建造的石屋前门。阳光洒下来，有着秋天的清澈。有一些过路人，有些人好奇，有些人忙于自己的事情，许多人带着个人物品。每个人的动作都在微妙地加快，仿佛预料到了某种灾难。有些人停下来帮助别人，但接着他们跌跌撞撞地奔跑起来，灾难突然降临。一股巨大的瀑布从房子里倾泻而下。它冲下楼梯，从窗户倾泻而出。突然变得令人兴奋又恐惧。剩下的人和财物都被冲走了。在另一个屏幕上，人们在暴雨中试图在一个类似营地的地方避难。一个女人站在岸边等待某个失踪的人。有一种无望的、绝望的灾难的气氛。在第五个屏幕上，一个模糊的人形在水里游泳，当人形游到水平面之时，火焰般的光线穿透了水面。

这幅作品似乎和很原始的仪式和信仰联系在一起，主要的情绪是无可避免的屈服，没有重生之机。这个场景呈现了分离、灾难、混乱、黯淡和绝望，很好地反映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对地球未来的恐惧和不祥之感，尤其当展现的人们显然是普通中产阶级美国公民时。维奥拉很可能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神圣信使，通过艺术建立的仪式有效地传达危险，从而直接与自然相连。把他看成萨满的想法是浪漫的幻想，但是他的作品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原始共鸣，这些共鸣本能地与对世界的关注相协调。虽然像维奥拉这样的艺术家可能利用神话般的风景和仪式，但他们传达的信息具有强烈打动我们的直接性，让我们在恐惧面前要有同情心，要团结一致。

我相信，像这样投射到黑暗的墙壁上的艺术，与人类古老的历史产生了联系。它的意义不是浅显或清晰的，但在情感上会影响我们。它充满活力，有一种共同理解的感觉，它意识到我们的恐惧和对彼此的爱。它帮助我们从内心直接体验原始的感觉。

这与当代科学家客观描绘的广阔大草原情景在基调上是多么的不同，这些客观描绘解释了我们来自哪里，描绘了我们认为我们要去向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