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现在跨学科、跨学术的研究越来越流行,但是现在像中国的艺术人类学,似乎在把握艺术方面,好像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您怎么看待这种现状,或者有什么建议?
答:这个问题是可能存在的。很多艺术人类学者是人类学、历史学或社会学研究出身,故而在艺术人类学调查研究时,更倾向于用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识别解读艺术背后人类文化的基因、密码,他们往往具有良好的语言学素养、社会学素养、统计学素养等,唯独缺乏专精的艺术学素养。比如面对视觉艺术,对线条、色彩、形状、体量等形式把握,不敏感,仅仅将艺术因素当成一种文化阐释的工具或材料,也就是“六经注我”。对诗歌、音乐、舞蹈等其他艺术,都可能如此,而艺术恰恰是 “有意味的形式”[1],艺术最根本的要素就是形式,无论抽象的形式,还是具体的形式,观念的意味或情感的意味最终都要化入形式之中,无法把握形式,很可能“意味”也就流失了。
当然,有些伟大的人类学家也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有着极好的音乐素养,他深受瓦格纳的影响:“瓦格纳对我的智力成长和对神秘事物的兴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在童年过去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我对瓦格纳的曲目反复咀嚼了几十年。”[2]受乐谱和声启示,他揭示了神话的结构,为了弥补自己少年时代未竟的音乐家之梦,他在《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一书章目设置时,执拗地采用了一部乐曲的布局:“主题和变奏、礼貌奏鸣曲、五官的赋格曲、负子袋鼠的康塔塔、三声部创意曲、二重转位卡农、质朴的三乐章交响曲”等,全书富有音乐感。(www.xing528.com)
可见好的艺术人类学家,是从艺术学与人类学两端深入而自然融通的,因此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时,一定要避免生硬地“拉郎配”,一定要从两端或多端深入,在学科生命内核处,找到契合点,才能有望真正融通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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