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底牌：日本侨民在上海的经历与影响

研究大和民族，当以美国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为经典。不过，以诗闻名的印度哲人泰戈尔，对日本也有很深的认识：“一天早晨，全世界突然发现日本在一夜之间冲破它那旧习惯的壁垒，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这是在这样难以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好像更换一次衣裳，而不像建造一座新的建筑物……事实是，日本同时是旧的又是新的。它从东方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促使人在自己的内心寻求真正财富和力量，使人在失败和危险面前保持镇定，作出自我牺牲而不计代价或希图从中得益；使人蔑视死亡，承担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应当承担的无数社会义务。”这是我在三十多年前读过的关于日本的最刻骨铭心的文字之一，以致今天想要引用，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它。

中国人似乎是不大看得懂日本人的，反过来，日本人同样也不大了解中国人。从遣唐使到留东热，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不可谓不繁、沟通不可谓不多、影响不可谓不深，可是两国之间总也不能找到契合的锁钥，其中的关键，正如泰戈尔指出的那样：“对日本来说，危险不在于模仿西方的外表，而在于以西方民族主义的动力作为它自己的动力。”而在中国人的血脉里，几乎没有这种极端的血液在流动。

尽管中日关系当中存在颇多不协调的声音，但要解决问题，靠冲突是难以奏效的。如果我们都来仔细倾听彼此之间曾经发出过的协调之声，那么，那些刺耳的声音也许会逐渐消弭一些。我们应当相信民间正义的力量，它可以改变现状，虽然过程也许很漫长。

1983年和1987年，三联书店分别出版了《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实藤惠秀著）和《日本的中国移民》（汪向荣等著），我读了之后，一方面为学者们为中日关系史所做的扎实而有意义的工作而欣慰，一方面也为“一边倒”（都是研究旅日中国人的）而不满足。在中日关系经历“冰点”之后出现一点“破冰”迹象的时候，陈祖恩教授推出了《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尤为恰到好处，它显示出了文化的对流是客观而自然的现象，对流双方都得到过好处，谁也不能说只得到了不该得的东西或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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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日侨是随着明治维新的发端和《中日休好条约》《中日通商条约》的签订而开始来到上海的。1870年，在上海的日侨仅7人，1915年有11457人，超过英国侨民，列于上海外侨之首。1943年上海日侨达10万多人。早期日侨零星居住在英、法租界，甲午战争前后开始进入虹口地区。1907年，上海日本居留团成立，标志着日侨社会的形成。日侨在行政管理、学校教育、宗教信仰、生活保障、公共卫生、娱乐休闲、文化传播等方面形成了一个独特社会，其社区网络组织完整和严密。

日侨社会有上层“会社派”和中下层“土著派”之分。日侨中的大多数是自谋生路的中小商业、中小企业、饮食服务业、杂货业者以及无职的中下层民众，他们把上海作为永居的第二故乡。1945年日本战败，除少数留用人员，绝大多数日侨被遣送回国。

■小小一碗豆腐花，榨菜、虾皮、紫菜、葱、酱油、盐、味精、辣油，一应俱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