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穿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之何去何从,思想家们的思考似乎要比政治家们来得更积极。民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一大批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被相继邀请到中国来“布道”,比如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玻尔、萧伯纳、卓别林……还有泰戈尔。
当时的执政府或山大王“戡乱”“兼并”还来不及,哪有闲工夫听几位外国文士“扯淡”?出面邀请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是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民间社团的代表。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改善和推进中国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现状和进步。
过去,总有些人以为,把那些大师请来作演讲的人,无非是宣传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即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大师的立场和思想,就会清楚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再说,那些大师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圣雄”甘地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只有对英国这样的殖民者才能奏效,倘若换作法西斯独裁国家,断无成功的可能。这已是常识,也可以说是泰戈尔之所以受到一些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毫不奇怪。而大师的到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响,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脑子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迷狂状态。
把那些大师请到中国,哪怕只是短暂的逗留,不管目的何在,客观上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开放意识、学术敏感和宽阔胸襟,与大师零距离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渗透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当中。从另一方面说,关注中国文化的前途,或者放大了说关注国家的命运,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和可贵品质。
经过较长时间的历史沉淀之后,我们对此看得更为清晰了。
关键词:泰戈尔在上海
相关背景: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以64岁花甲之龄,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泰氏大学葛玲教授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www.xing528.com)
为了迎接泰戈尔访沪,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当天就从北京动身来上海(前者为泰氏做翻译,后者做编辑演讲记录)。参与欢迎泰戈尔活动的,除文学研究会外,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以还设立了“组织委员会”。
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4月12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布的一则“欢迎泰戈尔”广告。上海,给了泰戈尔热情的拥抱。
4月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泰戈尔搭乘的“热田丸”号终于“至杨树浦之汇山码头停泊”。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即席阐述来华宗旨:“予此次来华演讲,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拥提携。”
泰戈尔在上海日程安排满满,接受记者采访、游览龙华古寺和哈同花园、参加欢迎他访华的各种聚会、发表演讲、欣赏古筝名曲等,非常紧凑。
5月29日,泰戈尔一行启程去日本访问,继续他的东方文化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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