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底牌：中国标准国货铅笔的辉煌历程

中国是个笔的大国，这不光是说我们用笔的绝对人数之众，还应该看到，我们的先民用毛笔来书写的历史，至少在1500年以上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这种玩意儿因为仍具实用价值而被人沿用至今，甚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观也有千年历史的鹅毛笔，如今除了被收藏作古董之外，谁还拿它派用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于此可见一斑。在城市，油灯被电灯消灭，日晷被钟表消灭，马车被汽车消灭，柴草被油气消灭……这是高低效率、效益对决的结果。

比较成熟的铅笔的历史，迄今不过二三百年；钢笔的历史也不长，才一百多年；圆珠笔的历史更短，仅仅走了半个世纪。钢笔革了铅笔的命，圆珠笔又革了钢笔的命，从结果来看，铅笔的功能并没有被完全取代，它依然作为一种经济、有效的书写工具而被广泛使用；圆珠笔的崛起，基本上把钢笔的功能覆盖了，但它对铅笔却表示了尊重。这是很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倾注了很大热情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问题。由于现代化的标志很难用某种单一的事物来定义或考量，所以，需要有一系列的代表性事件作为有力的旁证，其中尤以能深刻影响中国人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态的事件为最有力。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上海工业整体起步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也是具有“现代化”意味的时期，中国铅笔工业的兴起正在其中。铅笔虽小，但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对于市民阶层的影响力，绝不在造船工业、化学工业之下，比如在学校等处，铅笔成了一时之选。因此，铅笔应该成为指标之一，就像拉链的出现被认为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一样。

有人说：一切事情都是从铅笔开始的，无论是时装设计师在衣服上做符号、一个战役的计划，还是一个核理论的论证，都是如此。我想，世界铅笔年销售总量达140亿支这个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这个曾被人用来指代“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事物的东西，肃然起敬。

关键词：老上海的铅笔厂

相关背景：1932年，天津卢开瑷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后来上海也开设了一家华文铅笔厂。北平和上海这两家铅笔厂都是从德国或日本购进铅芯、木杆和半成品铅笔，在国内加工成品。因缺乏技术力量，无力与洋货竞争，被迫于开工不久先后陆续停产倒闭。

1928年，抱着实业救国理想远赴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的江苏武进人吴羹梅，纵观日本铅笔工业发达以及国人对铅笔工业的忽视，乃立志献身这一事业。为此，他于1932年毕业后直接到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悄悄学会制造铅笔的全部诀窍和办厂知识。(www.xing528.com)

1934年，吴羹梅与同窗、福建龙溪人郭子春，携手毕业于北平财商学院专攻经济的江苏常州人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日晖东路）1176号创办铅笔厂。经过一年多艰苦努力，1935年10月8日，中国第一家自己能够制造铅芯和笔杆的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开工生产。该厂生产的低档“好学生”“小朋友”铅笔，中档“航空救国”铅笔，高档“鼎牌”铅笔，在全国人民高涨的反日爱国情绪和轰轰烈烈的“提倡国货”运动中初步打开销路。

当年上海各大书局各大文具店所销铅笔，几乎十之八九都向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定制。此外交通部所辖之各邮电局、铁道部所辖之各铁路局，也均向该厂定制大批铅笔。1936年教育部通令全国教育厅教育局及各学校，一致采用该厂出品的铅笔，而各校学生也都乐于购用。

1937年5月，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的江苏江阴人张大煜等，在上海长寿路635号创办了长城铅笔厂。该厂生产“长城牌”铅笔，营业蒸蒸日上。

“八一三”全面抗战兴起，为共赴国难，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迁至重庆。

1939年，章伟士、郭子春与吴羹梅分道扬镳，同一部分留在上海的股东及天津的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徐家汇路548号筹备上海铅笔厂，成为当初国内设备最完善的铅笔制造企业。

至此，上海内迁到重庆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上海的长城铅笔厂和上海铅笔厂，构成了中国民族铅笔工业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