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底牌：段氏兄弟的隐蔽战线

1949年，解放军攻入上海前夕，国民党军队嫡系中的嫡系预干一总队和伞兵三团宣布起义。蒋介石闻讯，哀叹道：“段氏兄弟断送了我的半壁江山。”段氏兄弟，即段伯宇、段仲宇，他们在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界的军务局少将参谋和上海港口副司令，也是中共隐蔽战线中的杰出人物。他们的重要身份，决定了他们在这次起义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曾经有人说过，一个隐蔽工作者的作用，有时抵得上一个师。看起来挺夸张，但很多的事实能够证明这一点。西施沼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战争的胜负，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两个隐蔽战线工作者或一二个重要情报来源，这是常识。不过，缺少了隐蔽和情报工作的参与，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延宕和反复，也许会使更多的生命成为碎片。所以，潘汉年、左格尔等人被人目为传奇人物，道理就在这里。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战争的主要方式是阵地对决，因此，冲锋陷阵者理所当然地被奉为英雄，而做隐蔽工作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尊敬。事实上我们都清楚，隐蔽工作的危险性和智力的投入，一点也不逊于战场。随着中国革命史旧档的解密，中共在隐蔽战线取得的巨大成绩，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砝码之一，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这一点。

关键词：中共隐蔽战线　“红色特工”

相关背景：1927年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9月从武汉迁回上海。翌年春，原在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来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的会计，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不久，他又接受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央政治局机关。

熊瑾玎经过四处奔波，终于选中云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此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三开间门面，熊瑾玎租下楼上三个房间开出“福兴”商号，底层仍由二房东周赉生开办“生黎医院”。这里紧靠熙熙攘攘的四马路（今福州路），隔壁是热闹的天蟾舞台，又有诊所为邻，所以便于掩护人员进出。(www.xing528.com)

鉴于如此重要的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周恩来又调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来做“老板娘”。熊瑾玎、朱端绶因志同道合，很快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

1928年下半年，中共上海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支部的钱壮飞考进国民党的无线电训练班。由于钱壮飞勤奋好学，办事得力，主持训练班的徐恩曾便对这位湖州同乡另眼相看。1929年底，徐恩曾又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前身）主任，欲将钱壮飞调去，并准备扩充人员，筹建各地基层机构。中央特科得到报告后，决定让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嗣后，钱壮飞在南京做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胡底则分别活动于上海、天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他们互相配合，掌握了敌人的核心机密，被誉为“龙潭三杰”。

1926年，中共中央鉴于各种文件积累越来越多，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设立文件保管处（从属中央秘书处），党内同志都称之为中央文库。到1931年，中央文库已收集20余箱文件。

1932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机关不得不陆续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陈为人（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和妻子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接受指派，留在上海守护党的“特殊机密”——中央文库。

陈为人不顾生命危险，把中央文库移到自己家中，并开设湘绣店作掩护。白天，陈为人和韩慧英轮流在楼下客厅里谈生意；到了夜间，两人就走进楼上储藏室，关住窗户，拉严帘子，在昏暗的灯光下仔细整理文件。为方便管理和转移，陈为人把密写于各种书刊上的信函记录下来，把原来印于厚纸的文件抄写在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还剪掉它们四边空白纸片……

如今，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它们成为研究、编写早期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