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只有归纳法而无推演法的思维方法，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引起轩然大波。原因，恐怕不在于对思维方式的考辩上，而在于捅了易学界的马蜂窝。因为在近代科学萌芽这个问题上，杨先生的见解不过是爱因斯坦之流亚。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1953年致斯威泽）
这是不是一个定论？无法确认。近代科学为何没在中国萌芽？外国著名学者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早有论及，而中国学者加以讨论，也有九十年的历史了。当年在美留学的冯友兰先生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指出：我们“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
一切皆有可能。
有一个因素，恐怕谁也无法绕开，那就是在对知识的认定上，中国人是有点偏差的。“六艺”虽然是士子安身立命的本钱，不过习“数”却是排在了末位，而且我们可曾见过何人因为不善“数”而“落第”的？梅文鼎是有清一代的大数学家，康熙算是历代帝王中最具数学头脑的，可他又何曾听说梅公大名？一代数学大师竟以一介布衣终身。改变个人命运，科举便是捷径，而科举制度便是以文取仕的制度。所以，《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哪会在“御览”“群经”之内？蔡伦、毕昇岂能入文坛祭酒法眼？在“半部《论语》治天下”和“文章乃经国之大事”的时代，声光化电何以堪用！制度决定一切。制度只认可经学而不是知识，因此，中国古代帝王不可能像古希腊的亥厄洛王那样当众宣布：“今后，阿基米德的话我们都要相信。”中国古代学者从本质上说也不会像古希腊学者那样热衷于追求知识本身而不是世俗应用。在此背景下，近代科学怎么会在中国萌芽？
即使在今天，国外，一个大学竟能容忍某个教授十几年不出成果而让他继续从事他喜欢的工作（后来获得巨大成果）；某个学者拿了充足的经费满世界地跑，只是为了一种蚊子；尽管仍是一无所获，可到尼斯湖探索水怪的人却有增无减……对这些，我们能够容忍吗？我们能够认定这就是“追求知识”？
20世纪80年代，对不明飞行物的探索，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掀起过小小的高潮，记得后来因其中夹杂着一些“有人被不明飞行物捉去又放了回来”的臆造受到指责而淡出。现在，还有谁认为对不明飞行物发生兴趣就是追求知识呢？它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实在太远了吧！而现实的情况是：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也正离我们远去！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屈原《天问》）当年，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先生谆谆告诫弟子王力：“说有易，说无难。”做学问如此，对于自然现象，何尝不应如此？(www.xing528.com)
关键词：上海历史上的不明飞行物
相关背景：UFO——即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意为“不明飞行物”，缩写为UFO。关于UFO的解释主要有：（1）自然现象；（2）对已知现象或物体的误认；（3）心理现象；（4）地外高度文明的产物——外星人的宇航器。
上海最早的UFO出现在何时何地？目前尚不能断言。但是，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早在明万历年间，吴淞口一带就已经出现了疑似UFO的翩鸿掠影。对这个现象（当时形容为“大蚌”）的描绘，可见于光绪年间由梁蒲贵等编撰的《宝山县志》第14卷。
清代学者钱泳在《履园丛话》第14卷中称，康熙五年（1666年），这个“大蚌”依然出没在吴淞口。而且，钱泳提到“友人”陈文述（字云伯），在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任崇明县令，耳闻目睹了“神珠”的“宝气”和“海滨遗事”，所以写下了《神珠行》的诗篇。
《点石斋画报》曾发表过吴友如绘制的一幅《赤焰腾空》，现已经被UFO界认定为上海，也是中国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图文并茂”的UFO目击报告，它详细记载了1892年南京城南天空出现一团火球，数百人翘首驻足，目睹赤焰腾空的热闹场面。
进入20世纪后，《申报》曾数次报道了上海以及邻近地区出现的UFO新闻，其中以记载1922年发生的，署名“煜生”，题名为《天降火球之异闻》的新闻报道最为知名。
■汇丰银行早期由在华经营的英、美、德等商人发起成立，后演变为英国资本。1923年汇丰银行建成了“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的最讲究的建筑——汇丰银行大楼。图为新厦大门旁的铜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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