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底牌：上海书展推动书业文化发展和文化消费

上海书展，对于提升上海的书业文化品格，拉动文化消费，有着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节点是，它使人不禁联想起上海这个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轫之地曾经的光荣。

难以置信，从前上海的“四马路”（即现福州路）一带，居然麇集着三百多家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和书店！其规模之壮观，不仅超过了当时林立的酒楼和米店，也大大超过了现在无处不在的银行、证交所和房屋中介。什么叫辉煌？这就是。我想，大概没有什么比拥有这样的历史更能使上海人兴奋和自傲的了。

先前海派书业文化高地的建构，不仅仅依托于商务、中华、世界和开明等几大书局，更是由那些充满活力的中小书局和书店合力打造而成。那些中小书局和书店，以自己的学识、智慧及对文化的理解和对市场的把握，成为大书局有力的补充和挑战，创造了许多堪称现代出版史的奇迹，为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传承中华文明的炬火，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往往是大书局的软肋。

毫不夸张地说，从前上海的出版业，说它占了全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可谓只少不多。在流通环节上，沪版书的缺席，便意味着文化的缺损，经济效益的流失。

可如今沪版图书的年总销售码洋，竟只是占了全国的很小比例！正所谓“流水落花春去也”。

上海书业怎么了？

今非昔比，曾经的外埠“小社”现在正意气风发，指点江山，而言必称“沪版”的时光只剩下了淡淡的印痕。这也证明了一点，出版业的振兴与发展，要靠机制、人才和思路的创新，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四马路”上书业的光荣，也很能说明书业文化有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星光已经黯淡，上海书业再也不能失去梦想——那种重振雄风的梦想。当然，更离不开脚踏实地地苦干。(www.xing528.com)

关键词：四马路文化街

相关背景：所谓的“文化街”，好像就是指“四马路”（今福州路）。其实“文化街”的概念，不只限于“四马路”，还应该涵盖这一带的河南中路、山东路、汉口路等路段。其支柱自然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和开明书店等大书店及申报、新闻报等大报馆。然而有四家被人淡忘的特色书店，很值得一提。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与堂兄陈子美结伴东渡日本留学。1901年，陈子美出资在日本东京创办群益书社，从事书刊销售。1907年，陈氏兄弟又在上海设群益分社。1912年，群益在上海的业务扩大，自此，群益总社遂设于上海。群益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出版《新青年》，二是出版教科书和翻译小说。“一·二八”战事爆发，日军轰炸闸北，群益损失惨重，自此衰落，于1935年停业。

戏学书局是民国时期沪上唯一专业出版、经销戏剧书籍的特色书店。开业那日，京剧界朋友竞相祝贺，“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还合作书画一幅相贺。戏学书局出版的小册子《戏考》具价格优势，一册仅一只烧饼价钱。戏学书局相当重视通过宣传来扩大影响，沪上的戏院、茶楼常见其广告招贴。戏学书局于1956年公私合营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

1934年开张的三一画片公司，除零敲碎打发行零售五花八门的大小画片、月份牌、年画、西洋画外，出版《美术生活》月刊是其拳头产品。该月刊乃那年头排得上号的美术杂志，这不仅因三一公司的印刷工艺在当时堪称全国第一，更关键的是杂志编辑部阵容强大，既有钱瘦铁、江小鹣、郎静山、吴朗西等十余好手坐镇，还特聘吴湖帆、张大千、汪亚尘、林风眠、徐悲鸿、陆丹林、黄宾虹、贺天健、颜文梁诸名家为客串编辑。此外，编辑部还隔三岔五推出儿童、漫画、摄影、运动会、美展等专号，以争取更多读者。1937年8月因日寇侵华而停刊。

儿童书局以科学倡导儿童的身心健康、智力开发为己任，出版陈鹤琴的《儿童国语教课书》、丰子恺的《儿童生活漫画》与《幼幼画集》、陶行知的《古庙敲钟录》、楼适夷译著的《穷儿苦狗记》和俞子夷等人编的十余种师范教本，大受儿童及家长欢迎。它出版的《儿童知识画报》《常识画报》《儿童杂志》《儿童故事月刊》等画刊杂志及儿童故事、中国名人故事、世界发明家故事、动物奇观等故事丛书，也是其启发儿童智慧、知识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