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方戏曲的丰富多彩，这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
地方戏曲由于根植于当地的土壤之中，又服务于当地民众，因此地域色彩浓郁，形成相对封闭的文化流转系统。从历史上看，开放的文化系统较易生存和发展，但由此带来的是个性的消亡和特色的削弱，举例说，《刘三姐》和《阿诗玛》，由于被改编拍成电影，影响广泛了，甚至流播世界，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原味”的丧失：曲调、行腔、语言乃至故事和主题等，都被“很合时宜”地移位、拼接、篡改、加入等。这是可喜还是可悲？我们暂且不忙下定论。不过，现在有些地方戏曲变得越来越“普通话”化了，毫无疑问，这是同质化的先兆，也是地方戏曲走向末路的象征。
我并不认为把地方戏曲完全封闭起来，便是最佳状态。时代在发展，文化上的吸收合并是正常的。其中应该把握的，是要以保留特点为基本尺度。有特点，就有区别；有区别，就有存在的合理性。有些文化需要与时俱进，有些文化是不需要与时俱进的，比如让贵州的土戏里加电声伴奏，那就是存心让它折寿。如果全世界的戏曲都被高度统一到了一个方面，那就不是文化而是意志了。但我们对于地方戏曲也不是无所作为，因为它毕竟面临着传承难题。所以，创作和整理高手的深度参与，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做法。
什么是高手？高手就像是好的医生，他的职责就是不改变医疗对象的基本性状而使之仍然或者更有活力。我们知道，鲁迅对秦腔是力挺的，周作人、顾颉刚等对民间传说和童谣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李广田收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功不可没，老舍说相声，齐如山编京剧，魏明伦写川剧，连大学问家郭沫若和陈寅恪也对《再生缘》弹词的女作者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可见真正有眼光的文化学者，是极其注重戏曲当中的文化价值的。
苏州弹词是最富有文学色彩的地方戏曲品种，它之所以能够形成隽永、优美、精致的特点，是多种因素的叠加。苏州弹词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是由于它还保持着独特的风格，也可以说是“原生态”的，而像陆澹安这样的高手参与，使这种“原生态”呈现出丰富和健康的生长状态。我们应当向他们致敬。
相关背景：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了苏州评弹艺人竞相献艺的一方热土。市区和郊县，先后共出现过各类书场近千家之多。它为广大的评弹艺人提供了充分展示才艺的平台，从而产生了许多技艺精湛的“名家”和“响档”（故评弹界有“出道是在苏州，走红却在上海”之说）；同时，也拥有了无数的听众和“书迷”，并孕育了不少评弹作家。(www.xing528.com)
辛亥革命以后，欣赏评弹艺术的“听书”，已是上海地区居民业余工暇、消遣娱乐内容之一。随着时代的变迁，评弹听众与日俱增，艺人说唱的传统书目已远远不敷需求，于是在一批热爱评弹的文人参与之下，出现了许多由当时畅销小说和脍炙人口的戏曲所改编的书目。
其时，著名的评弹作家有：陆澹安、姚民哀、姜映清等，堪称功臣。
1923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广播电台。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民营电台竟发展到七十几家。电台播音的兴起，私家宴会节庆“堂会”演出的红火，使弹词艺人对开篇作品的需求量骤增。于是开篇领域成了“书迷”文人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从而形成了一个上海开篇作家群体，内中有“开篇三杰”沈芝生、许月旦、郑心史以及张健帆等。
资深报人倪高风，也以擅写开篇蜚声书苑。戏曲、曲艺史专家赵景深除了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版过《弹词选》和《弹词考证》等专著外，还身体力行地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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