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曾经万人痴迷、众口传唱的鼎盛时期,京剧在此时真可谓“小众艺术”。京剧艺术之何去何从,已然摆在了关心它的人的面前。
虽说势所必至,但也不能说是理所当然。在全球,对非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在进行,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人们对于传统文化所持的态度,决定了它的走向和前途。在京剧艺术的保护方面,我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作些比照,相信可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
一个剧种,要传承,要发展,要保持其生命力,有一个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比如文化政策、经济实力、舆论环境、教育程度等)至关重要。观众的好恶固然不可忽视,但艺人的信念和追求更为关键。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有否大师级人物的出现,决定了某种艺术样式的影响力和发展水平。从前,黄梅戏有严凤英、王少舫;粤剧有红线女、马师曾;越剧有袁雪芬、尹桂芳;沪剧有丁是娥、王盘声;评剧有马泰、小白玉霜;豫剧有常香玉、牛得草;评弹有蒋月泉、徐丽仙;淮剧有筱文艳、何叫天……至于京剧,更是大师如云,“四大名旦”可以说是代表中的代表。这些大师的出现,从低里讲,是赢得了票房,培养了观众,唱红了剧种;从高里讲,是展示了艺术魅力,体现了审美趣味,传播了人文精神。我以为,这些大师所从事的工作,给了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机会;反过来说,也正是他们,开拓了艺术发展的空间。可如今,人们为之倾倒、为之痴迷的戏曲大师又安在哉?或问:戏曲发展空间的不断退缩,是否与大师的缺位有关?
大师之大,首先在于有大襟抱大智慧,至于天赋和努力倒还在其次。当年“四大名旦”为了使自己的舞台艺术臻于完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窥。他们广交朋友甚至广延名家为其献策,如梅兰芳之于齐如山、黄秋岳;程砚秋之于罗瘿公;荀慧生之于陈墨香;尚小云之于还珠楼主;余叔岩之于张伯驹等,传为菊坛佳话。即使在京剧的尴尬时期,尚有翁偶虹、马彦祥、田汉、阿甲、吴祖光、汪曾祺等名家为之弥缝。反观现在剧坛,像“四大名旦”这样有传统文化修养、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有几人?又有多少大文人参与了京剧创作?京剧不振之原因,大概也就不难推想了。
京剧是美丽的。因为美丽,“峣峣者易折”,所以让人哀伤。而没有人为之哀伤的艺术,很可能就是不完美的。尽管如此,让京剧多一点美丽,让戏迷少一点哀伤,或许不是一种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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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过去的戏班有一句话叫“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在一般人眼里,京角如果不走红上海滩,就是没有真正征服市场。所以,作为现代京剧的代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都从崭露头角的初期,甚至童伶时代就闯荡上海滩。
1913年,梅兰芳作为汪派传人王凤卿的二牌青衣,第一次南下上海,在当时的丹桂第一台演出。虽然当时的剧评已经认为“梅兰芳之青衫,亦为都中第一流人物,色艺之佳,早已名满都下”,但是上海剧院方面开始对他还并不是太看重。1913年11月4日,梅兰芳首次在上海登台,演出剧目是压轴的《彩楼配》,大轴是王凤卿的汪派名剧《朱砂痣》;第二天是梅兰芳的《玉堂春》、王凤卿的《取成都》;第三天是王凤卿、梅兰芳合演《武家坡》。3天打炮戏完,梅兰芳一举征服上海。
尚小云是1915年初应天蟾舞台之约只身闯进上海的。这年,尚小云刚刚在北京《国华报》举办的菊选中,以18万多票荣膺“童伶博士”。尚小云在天蟾舞台与当时的孙派名家时慧宝以及海派名家赵君玉、小杨月楼、林树森、盖叫天等同台,演出了《落花园》《彩楼配》《玉堂春》《宇宙锋》等剧,深获好评。
1919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约请杨小楼组班南下,老生约定谭小培,青衣尚小云,刀马花旦一角,杨小楼力排众议,指定了荀慧生。时称“三小一白下江南”,这是荀慧生头一次到上海。40天期满,杨小楼留下“二小一白”一直演到4个月期满。荀慧生却因在上海有特殊号召力,被天蟾园主倚为台柱,坚留订约,一直演到1920年6月15日。
程砚秋的首次赴沪时间是1922年,是应亦舞台之聘赴沪演出的,10月8日登台,到11月9日结束。程砚秋赴沪时,与前三大名旦的初出茅庐不同,在剧界已经很有声誉了。头天打炮《玉堂春》。一连12天,亦舞台接连爆满。演出期间,还排出了他带来的新戏《梨花记》《龙马姻缘》《花舫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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