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的价值

尽管作为一种行业或社团的准入程序，宣誓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只是形式，然而，它对于保持人格的完整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有些人一生践诺，有些人一生爽诺。宣誓是否真有警诫作用，说起来也是因人而异。不过，人性的高贵与庸俗，在这一点上可以被放大、被凸显。它让人敬畏。

世上林林总总的誓言足以编成一部“大系”，其中最为人熟知并通用于某一行业的，恐怕非“希波克拉底的誓言”莫属。

“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祇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以上这段文字，是被后世称作“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的一部分。无关医学的人或许对此茫然无知，但任何有志于医学事业的人，应该非常清楚其中的含义和分量。我们之所以从来没有对医务工作者失去过信心和信任，是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希氏的忠实信徒。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人道的光芒。他们毫无争议地成为最受人尊敬、最有尊严的人群之一。

前不久，某报刊出一篇文章，说是某个凶恶的歹徒抢劫了一位医生的家。真是恶有恶报，那厮逃跑时被桌子撞了一下，又被椅子绊了一回，结果导致重伤。那位医生第一反应是对那厮实施急救，在确认他无性命之虞后才报警。有人不解，以为医生把正常的程序弄颠倒了。医生则平静地说：“我是医生，我知道自己首先应该做什么。”

对那位医生的举动，人们完全可以进行深入地讨论，只是，他不应当受到指责，因为他是一个医生，因为他对“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有过体认、有过承诺。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战争状态下袭医，是怎样一种可恶卑劣的违法行为了。

只要人类还受疾病的困扰，医生就有存在的理由。而一个医生只要认同并实践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无疑地，就一定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有人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医生自然就是“人类身体的工程师”了。但我以为，在那些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医生身上，我们可以读出人类的良知。他们同时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比如希波克拉底、李时珍、南丁格尔、白求恩……

关键词：老上海的医院(www.xing528.com)

相关背景：上海开埠之后，随着传教士的进入，上海出现了综合性的西医医院。自从1844年起，基督教会开设了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天主教会开设了公济医院、广慈医院等，到1910年共计14家。

这些西医医院的建立使中国的医疗体系发生重大变化。规模化、专业化的综合性西医医院成为实施医疗的主体，原来的中医退为一种从属的医疗方法。

与中国传统的医疗方式相比，西医医院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疗更多的病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比如，仁济医院在开办的最初13年中，医治病人13万人次：1860年为16113人次，1861年为38069人次，1870年为42695人次，1875年为56624人次。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因为当时全市人口才五六十万人！

早期医院基本上由教会开办，所以医院的特点是医教合一。许多医院附近设立了教堂，甚至教堂与医院同一名称。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家医院，紧挨它旁边的安心堂建于同治三年（1864年）。一些病人受到传教士虔诚敬业的影响，从经常参加礼拜到逐渐皈依教会。

西医医院的出现，使上海跟上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潮流。如1849年继乙醚麻醉法后又问世了氯仿麻醉法，在第二年上海的医院中就被运用于外科手术。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无菌手术，一年后上海医院的重要外科手术亦均在无菌情况下操作。上海的宝隆医院在1912年已经建立了X光机室。除此之外，细胞病理学说、微生物病原学及西方学者对各种病菌的发现和描述、免疫学的理论和方法、临床检查法等，都随着该时期新的医生来华而迅速传入上海教会医院。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医学科学出现了专门化趋向。1885年，美国基督教妇女传道服务团在上海西门外创办妇孺医院，成为我国最早的妇产科医院。上海的医院后来有了骨科、皮肤科和牙科，手术发展到肿瘤、膀胱结石和坏死性骨骼切除和乳腺、腹水等疾病的治疗。到1948年12月，上海已有综合性医院101所，其中包括中国人创办的红十字会总医院等。

■越剧发源于20世纪初的浙江嵊县农村，流行于宁绍和杭嘉湖地区。20世纪20年代进入上海，30年代发展成女子越剧。图为《盘夫》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