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的社会变革与现象：清末民初至今

自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译经始，至今将近2000年，真正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形成风气的翻译活动，在我看来，也就是清季和晚近的这几十年。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国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个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价值评估的必要过程。其实，世界上所有励精图治的国家都有这样的过程——睁眼看世界。

先进的中国人自然也要睁眼看世界。可怎么看？一种是像郭嵩焘、梁启超等直接走出国门；一种是像徐继畬、林则徐等通过译员（舌人）或翻译文本。然而，作为媒婆的翻译工作，有时也不是天衣无缝，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能完全对应；还有，译者的眼光、水平、职业道德是否可靠。

假如当年歌德不是仅凭一本中国三流的小说《好逑传》，伏尔泰不是仅凭一出《赵氏孤儿》，而是获得了中国文化的真正代表作品，或者能够直接选择和阅读原作，那么，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也许会更深刻、更精确。同样，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倘若只能读到《巴黎茶花女》《撒克逊英雄略》等林译小说，而与《天演论》《原富》等严译名著失之交臂，新文化启蒙运动就搞不起来。而且，清末民初时的译事，意译、删节、篡改、误译等随处可见，妨碍了原著的真实再现，也可能误导中国读者的视线。显然，一个有质量的媒介——翻译，是重要的，但比翻译更高明的，是直接阅读原著。当年的翰林蔡元培发愤学习多种外语，目的就是想直接切入外国文化当中，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被芜杂的翻译文本所蒙蔽。

学习外国语文，自然是为了睁眼看世界；而睁眼看世界，无非是要更好地生存。这在一百多年前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今天，一仍其旧。所以，如今的“新东方”之类的外语进修学校以及外国人学中文所以火、所以热，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键词：老上海的外语培训班

相关背景：19世纪的外语教学史上曾出现过两次轰轰烈烈的“英语热”，第一次是19世纪30—50年代，中心在广州、香港和南洋；第二次是19世纪60—80年代，中心在上海。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逐渐取代了广州的贸易中心地位。和洋人打交道的商人队伍日趋壮大，以及租界内华洋杂居的局面，都使得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成为了当时上海民众的当务之急。此时，广方言馆和少数教会学校的外语教学已无法满足大众的学习需求，形形色色的外语培训班就这样应运而生了。(www.xing528.com)

最早的外语培训班叫做“大英学堂”，于1864年6月30日创办，设在洋泾浜复和洋行内，专教10—13岁的中国幼童学习英语。1865年，由寓沪外侨和上海绅商共同发起创办，汇川、李百里、太丰、怡和、公平等几家洋行共同出资的英华书馆宣告成立，招收对象最初规定在10—13岁，后来年龄不限。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外语培训班进入了蓬勃发展期。据统计，仅1873—1875年，就有“英话文法公所”“番文馆”“英文书馆”“洋文书塾”等共15所培训班诞生。为满足不同的学习需求，外语培训班大多含日校和夜校。学习周期也不一样。英文教学是当时的主流，但也有个别教法文的。

各外语培训班的收费标准不同，应当说按照当时的生活标准并不算低。可见这些外语培训班的生源要么是富家子弟，要么就是洋行职员。当然，掌握了外语和相关技能后，他们能谋得更好的职位，拿更高的薪水。因此，学习外语还是很划算的投资。

外语培训班的教习，多以西人为主，华人为辅。授课并不局限于英文。例如，英华书馆兼教写信、翻译、司账簿事、地理、算法等。麦开洋文书塾兼教报关单、提货单、栈货单等知识。宋长记、保昌洋行、信和洋行等兼教天球、地球、航海和算术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实际工作中非常需要的，对学员求职也有很大助益。

晚清时期英语培训班使用的课本有：《英国儿童读的皇家读本Royal Reader 1～5》、《Science Reader 2～5》、《纳氏文法Nesfield's 1～4》、《聊斋志异》英译本、《圣经》福音书白文；算术用的是《ASchool Arithmetic（Hall Steven's）》。

各种外语培训班，或昙花一现，或历史悠久。英华书馆直到20世纪还在招生。1932年“一·二八”战事结束后才宣布停办，并入雷士德工业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