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女是交谊舞传入中土的产物。没有交谊舞，就没有舞厅；没有舞厅，就没有舞女。舞女产生之前，作为一种职业，卖身为妓，卖艺亦为妓，统称商女，然其中大有分别。晚清韩子云，“为劝而作”《海上花列传》，乃近代狭邪小说之翘楚。张爱玲晚年倾力将其迻译为英文，对其中“妓女”之定义颇费踌躇，辗转求教于余之忘年交黎庵先生。先生对张译“歌女”以为极其允当，盖花国中人，并非全操皮肉生意也。
舞女长期受人轻蔑，以其商女故也。然舞女以货腰为业，出卖肉体，并非本行，间有逾矩者，难以涵盖全体，好比妓家出了李香君、柳如是或潘玉良、潘素，然终究不足以改观旧制。
国民政府对舞厅业进行查禁，似因舞业“防障节约，有伤风化”，而其深层的背景，却是为转移因挑动内战而导致的经济危机，服从所谓“戡乱建国”的需要。殊不知这种“刻舟求剑”式的臭招，既无补于逢雨之漏船，且使无辜者因出现生计问题铤而走险，于千疮百孔之政局，又添漏洞。至于“显悉共党有组织之动”之论，更是莫名其妙。此可见大厦将倾之前病笃乱投医的颓势。
鲁迅曾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堪称至理。以此观之，“党国大员”将败局推在舞女身上，实在也不怎么有出息。年长一点的市民或许记得，共产党接收上海时，对于嫖娼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曾予取缔，但对于卖春妇则安排出路，解决生计，于是皆大欢喜。不说别的，仅就执政能力以及人本精神上说，新旧政权之高下自见。
犹记1979年，海禁渐开，社会上流行学跳交谊舞。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有一回到一个同学家玩，只见他家正有一些人跟着一位老妇习舞。老妇舞姿翩然，风姿绰约，一望可知舞蹈功底深厚。阴询而知，原来她正是旧上海的名舞女，已从街道工厂退休，安居乐业，时逢开放之际，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从此，从前脑筋中妖魔化之舞女形象被冲淡不少。
“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民生问题不解决，是为乱之根本，国将不国。这是无法回避的既浅显又重大的现实问题。看官谨记。(www.xing528.com)
关键词：舞女大闹上海滩
相关背景：1948年1月31日，位于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马当路口的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会议室里，一场决定上海滩数千舞女命运的抽签仪式正在举行。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麻烦，吴开先局长临时决定，把原定的抽签时间从下午挪到了上午。
20世纪初叶，交谊舞从西方传入中国，随后迅速在上海等大城市蔓延，营业性舞厅应运而生。抗战时期，上海滩百业萧条，唯偏安一隅的租界“孤岛”，舞业依旧蓬勃。抗战胜利后，无论盟军大兵，还是重庆来的接收大员，都需要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舞厅业于是益发腾达兴旺。1946年七八月间，警察局曾办理过一次登记，职业舞女已达3300多人。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以“整饬纪纲”，服从“戡乱建国”的需要为名，对所谓“防障节约，有伤风化”的舞厅业进行查禁，于该年7月，向全国下达了“禁舞令”。上海由于营业性舞厅较多，可稍有例外，分期查禁，但至迟不得超过1948年9月。
按计划，上海当时共有营业性舞厅29家，第一批先禁14家，其余15家则可延至9月底停业。至于先砸谁的饭碗，全凭抓阄决定。但按照舞厅业同业公会事先同社会局达成的默契，抽签应于下午3时举行，并保证所有大舞厅均不在首批禁业之列，以免舞女猝不及防，失业过多，造成社会问题。不料事到临头，吴开先爽约，不仅提前抽签，而且抽签显示，首批禁业舞厅中，米高美、维也纳、百乐门、大都会、丽都、仙乐等一流大舞厅占了近半数。
下午1时许，位于南京路江宁路口的新仙林舞厅门前已是人头攒动、群情鼎沸，上海29家舞厅的舞女、职员云集于此，墙上贴满“制造失业，谁尸其咎；逼良为娼，于心何忍”之类的标语。这场集会原为针对下午3时举行的抽签仪式，受孙洪元等舞业大亨的鼓动而来，欲对政府抽签施压，而社会局提前抽签的消息适才传来，人群中顿时爆出一片“上当”之声，众舞女个个柳眉倒竖、情绪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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