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明代四川方言及民间语言的生命力

（一）方言

民间语言是民间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记述四川方言的发展演变历程时，不能不提到李实和他的《蜀语》。李实（1596～1674）^[373]，字如石，别号镜庵，生于遂宁（今遂宁市中区），祖元桂，邑廪生，父鹤来，精医术。崇祯九年（1636）举于乡，十六年（1643）中进士，选长洲令，兼摄吴县令。次年（1644）明朝覆亡。再次年（1645），李实弃官，隐居长洲东门外，著书授徒。李实隐居30年，著书多种，以《蜀语》最为知名。李实在一篇简短紧要的序文中称：“实生长蜀田间，习闻蜀谚，眩于点画不暇考；留滞长洲，闲得以考之……传曰：‘乐操土音，不忘本也。’西蜀进士李实识。”^[374]《蜀语》是他身居异地，在祖宗丘墓在蜀，思不得归的情况下，凭借壮年离蜀前所习的家乡民间语言，信手录之而成的。据语言学者研究断定，《蜀语》记录考订明末四川方言词汇560余条，共约万言，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断域为书”的方言词汇著作，书中著录了大量的方言词汇，绝大部分词汇又加有音注，所以它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四川方言词语，反映了明代方言某个地区的语音状况，还注意考索了方言词汇的来源和本字，对四川方言的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375]。

《蜀语》中不仅反映了明代四川方音的特点^[376]，而且还记录了许多四川民间语言的词汇。下面仅摘录几条，以见一斑：

图11-57　李实像（采自《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

平原曰坝；腹泻曰过；面惭曰厌（“厌”音掩）；蚕在茧中曰蛹（“蛹”曰勇）；手承物曰拓；凡苗实聚多曰纂纂；称人曰汉（年老曰老汉，少壮者曰汉子）；村市曰场（入市交易曰赶场）；不与人分辩曰不理；少曰丁丁，又曰点点，又曰些些；母之父母曰外公外婆；老曰老革革；撑船竿曰蒿杆；男巫曰端公；酒器曰坛（“坛”与罈同）；人快敏曰伶俐；推人曰攮（“攮”曰朗）；不鲜曰蔫（“蔫”音焉）；谓子曰崽；沉水曰淹；谓豕项间肉为“曹头肉”……^[377]以上这些流行于明代的方言词汇，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四川广大城乡继续使用，足见民间语言的巨大生命力。

（二）民谚

值得提到的是，杨慎也是一位善于从民间文艺中吸取养料、运用民谣谚语的大师。在他辑录的《风雅逸篇》《古今风谣》和《古今谚》中，保存了当时许多民间歌谣、谚语。而且，他经常把这些民谣、谚语化用入诗。如在《黄柏行》中说：“宁食苦黄柏，莫作贵州客。宁食头七醋，莫行贵州路。”^[378]用“黄柏”“头醋”的酸苦，反衬远行贵州的酸苦更甚。在《廿一史弹词》中，他经常使用“里语巷谈”，“自然成韵”。如词末所唱之：“幸今日，与知音，逢场作戏；待来朝，重会面，再有新文。”恰似街头巷尾叙谈，有如茶馆说书者云。难怪前人评论其“似正似谐，似俗似雅，似远似近”^[379]，这话一点也不夸张。

在明末张献忠进入四川与明军作战的过程中，农民军为讥刺明朝腐朽无能的官军而发的言论，经记录为文，诙谐幽默，许多也是民间俗语，具有极强的民间文学色彩。如在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围剿张献忠失败后，张献忠作诗嘲讽说：“前有邵巡抚（指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指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380]张献忠攻克成都后说：“桥是弯弓塔是箭，箭箭射着承天殿。”^[381]而民间流传的俗语：“桥是弯弓塔是箭，一箭射翻金銮殿。朱明气数尽，流民坐江山。”^[382]这些正是俗语在长期流传基础上的翻版与再创作。

（三）童谣

在明代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历史上作为权力斗争的异类武器大行其道，被派上了用场。各种政治势力以民间谣、歌、谚的形式，为自己造势，争取人心。其中，最常见的形式，是竞相利用童言无忌的特点，大造舆论，于是一些带有政治含义的童谣在四川广泛流行，不胫而走。

在明末四川流行的童谣中，既有针对明朝官军的，也有针对农民起义军的。例如，针对明朝官军的。流行于正德中的“川蜀童谣”说：“强贼放火，官军杀我。贼来梳我，军来篦我。”这首童谣，是针对正德年间官军为镇压蓝廷瑞之变而发的，所谓“统御非人，官军所过，掠劫甚于流贼，百姓歌之”^[383]。还有童谣说：“贼兵梳，官兵篦，土兵薙。土贼犹可，土兵杀我。”^[384]在雅州也有类似的童谣：“宁遇恶虎，不遇曹部。宁逢赤眉，不逢文师。”明末范文光监军雅州，纵掠民间，因此有此谣。曹，指曹勋^[385]。也有针对农民起义军的童谣，显然带有敌视农民军的立场。如川南等地的童谣说：“流流贼，贼流流，上帝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个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东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尽头。张也败，李也败，败出一个好世界。”^[386]

（四）谶语

“造谶”（音“衬”，chen）是古代历史上常见的另一种制造舆论的工具。它是以民间谣、歌、谚的形式来传播某种预言，如果这种预言对统治者有利，他们就把它称之为“谶”，或直白地称之为“符命”“天命”；如果对统治者不利的话，那自然就成为“妖言”了。迷信的人可以把它看成是天意，不迷信的人会说这是巧合，但如果仔细一分析，却不过是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征而进行的附会^[387]。

在明末天下大乱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政治势力竞相“造谶”来使某种预言得到传播，于是，在明末四川，尤其是围绕张献忠的“谶语”满天飞。这些“谶语”既有有利于张献忠的，也有不利于张献忠的，经后代文人把它记录下来，就成为民间语言的生动教材。例如“张家长，李家短”的“谶语”就是有利于张献忠的。说的是张献忠占领成都后，暗遣密探，打听民情。一日，“有言事小儿”（即密探）夜行街巷，听见一个小孩在说民间“俚语”：“张家长，李家短……”于是便报告张献忠。张献忠听后大笑道：“此我家胜（李）自成之兆。”^[388]显然张献忠把在四川民间流传了上千年的俚语，当做他能胜过自己的竞争对手李自成的“谶语”，进而加以广泛传播了。不利于张献忠的“谶语”，也很离奇。据说，早在张献忠占领成都时，他命令军士在成都东门外沿江十里的地方，拆塔修筑“将台”。在塔下取砖至四丈深处，挖得一块古碑，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龙（万历中四川布政使），拆塔张献忠。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妖运终川北，毒气播川东。吹箫不用竹，一箭贯当胸。炎兴元年诸葛孔明记。”这显然是一块当时人假托诸葛孔明制造的“古碑”。碑文所说的“甲乙丙”，指张献忠据蜀的甲申、乙酉、丙戌（1644～1646）这三个年头。所谓“吹箫不用竹”，盖指“肃”字。寓指清肃亲王督师，“攻献于西充，射杀之”^[389]。另一则民谣，明显带有“造谶”性质，也是针对张献忠牺牲在西充一事编造的“谶语”：“三月干，四月干，五月六月埋官杀官，七八月人头堆齐山。生在燕子岭（张献忠生地），死在凤凰山。”据说，张献忠临死前也说：“果然咱生在燕子岭，死在凤凰山。”^[390]

【注释】

[1]李才远：《虞集》，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巴蜀书社1987年版。

[2]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1《顺庵铭跋》。

[3]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2《五色石屏风记》。

[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22《五色石屏风记》。

[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38《圭静斋记》。

[6]《元史》卷189《黄泽传》。

[7]《新元史》卷235《儒林传》。

[8]《新元史》卷235《儒林传》。

[9]《新元史》卷235《儒林传》。

[10]《廿五史补编》，《补元史艺文志》卷1。

[11]《明史》卷192《杨慎传》：“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年七十有二。”但卒年有异说，或谓当在三十九至四十年之间。

[12]《明史》卷192《杨慎传》。

[13]参见贾顺先：《杨慎》，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51～371页；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4]杨慎：《升庵集》卷6《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

[15]杨慎：《丹铅总录》卷12。

[16]杨慎：《丹铅总录》卷19。

[17]杨慎：《升庵集》卷48《封建》。

[18]杨慎：《升庵集》卷45《博约》。

[19]杨慎：《升庵集》卷65《琐语》。

[20]杨慎：《升庵集》卷5《性情说》。

[21]杨慎：《升庵集》卷5《广性情说》。

[22]杨慎：《丹铅总录》卷22。习之，即李翱，唐代著名哲学家。

[23]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6。

[24]《明史》卷187《任瀚传》。

[25]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5。

[2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27]据《明神宗实录》赵卒于万历四年（1576）十二月壬申，年69岁，《明史》本传则作万历十年（1582），误。又四年十二月己未朔，即公元1576年12月20日，故赵氏之卒年应换算为1577年。

[28]《明史》卷193《赵贞吉传》。

[29]《袁宏道集笺校》卷54，未编稿之二，《寿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30]黄宗羲：《明儒学案》卷33。

[31]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卷首。

[32]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卷23《内外二篇都序》。

[33]赵贞吉：《赵文肃公文集》卷23《史业二门都序》。

[34]《明史》卷283《来知德传》。

[35]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3。

[36]来知德：《重刻来瞿唐先生日录》内篇卷1，《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类112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7]来知德：《重刻来瞿唐先生日录·格物诸图》。

[38]来知德：《重刻来瞿唐先生日录·省觉录》。

[39]余光贵：《来知德》，贾顺先、戴大禄主编《四川思想家》，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75～403页。

[40]参见周少川：《虞集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1]谢元鲁：《〈岁华纪丽谱〉等九种校释·前言》，《巴蜀丛书》第1辑，巴蜀书社1988年版。

[42]嘉庆《四川通志》卷145。

[43]刘惟德：《清风先生传》，《全蜀艺文志》卷51。

[44]杨慎：《升庵集》卷47《经史相表里》。

[45]杨慎：《升庵集》卷47《野史不可尽信》。

[46]杨慎：《升庵集》卷65《琐言》。

[47]参见丰家骅：《杨慎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303页。

[48]文天祥：《雷州十贤堂记》，《文山全集》卷8。

[49]《元秘书监志》。

[50]许有壬：《大一统志序》，《至正集》卷35。

[51]道光《广东通志》艺文略史部，转引自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第601页。

[52]曹学佺：《蜀中广记》卷96。

[53]参见屈川：《〈叙州府志〉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9期。

[54]光绪《江西通志》卷141。

[55]杜应芳：《增补四川总志序》。

[56]雍正《河南通志》卷57。

[57]雍正《陕西通志》卷60，又《明史》卷192《王元正传》。

[58]嘉庆《四川通志》卷165。

[59]参见《明史》卷207《杨名传》。

[60]杜应芳：《增补四川总志序》。

[61]另有周复俊《全蜀艺文志》，亦为64卷。复俊字子吁，江苏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历工部郎中，升四川提学副史，历四川、云南左右布政使，迁南京太仆卿致仕”。曾“至滇中，交杨用修，雅相矜许”。（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按周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重编《总志》，艺文仍单刻，故杨书之外又出周书一种。杨书最流行，周书则收入《四库》，但两本编次，实无显著差别。

[62]道光《广东通志》卷279，另据嘉庆《四川通志》卷79，所指当为仰高、夔龙二书院。

[63]郭棐：《四川总志序》。虞，指虞怀忠，字汝良，浙江义乌人；王，指王廷瞻，字稚表，湖广黄冈人，《明史》卷136有《王廷瞻传》，可参看。

[64]民国《湖北通志》卷135。

[65]光绪《黄州府志》卷20。

[66]天启《成都府志·序》，《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1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

[67]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地方志联合目录》，1982年。

[68]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

[69]嘉靖《云阳县志·修志义例》。

[70]刘琳、王晓波：《全蜀艺文志·前言》，线装书局2003年版。

[71]张雨：《句曲外史诗集》卷5。

[72]王沂：《伊滨集》卷18《石室书院记》；陈世松：《元“诗书名将”述律杰事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6年新第5期。

[73]虞集：《许旌阳祠堂记》，正德《四川志》卷30。

[74]罗寿：《成都赡学田记》，正德《四川志》卷29。

[75]《元史》卷183《王守诚传》。

[76]明正德《四川志》卷30～36、清嘉庆《四川通志·职官志》卷109～116。

[77]罗寿：《成都赡学田记》，正德《四川志》卷30。

[78]文礼恺：《金华书院碑记》，正德《四川志》卷36。

[79]鲜瑨：《庙学门记》，正德《四川志》卷36。

[80]张养浩：《归田类稿》卷5《敕赐成都紫岩书院记》。

[81]胡务：《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第三章，巴蜀书社2005年版。

[82]陈文亮：《马湖路儒学记》，嘉靖《马湖府志》卷6。

[83]西昌市明成化《重修建昌儒学文庙记》碑，《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81页。

[84]刘球：《两溪文集》卷4《黔江县学记》。

[85]吴宽：《匏翁家藏集》卷38《顺庆府修建庙学记》。

[86]《明太祖实录》卷144。

[87]耿定力：《成都府学记》，天启《成都府志》卷52。

[88]曹楼：《重修成都府儒学记》，嘉庆《四川通志》卷78。

[89]杨慎：《新都县修学记》，嘉庆《四川通志》卷78。

[90]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95～96页。

[91]李长馥：《修子云书院启》，见嘉庆《四川通志》卷80。

[92]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第106页。

[93]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第106页。

[94]胡昭曦：《四川书院史》，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97～98页。

[95]嘉庆《四川通志》卷80。

[96]萧启庆：《元明之际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择——以各族进士为中心》，《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12月，第32期，第77～138页。

[97]《元史》卷42《顺帝纪》。

[98]万历《四川总志》卷5。

[99]参考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改写。

[100]参见李良品、彭规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明代重庆教育》，《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按此文有关重庆各州县进士的数量，与陈国生《明代四川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略有出入，不及考辨，但不影响总体趋势和结论。

[101]参见沈登苗：《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第4期。

[102]参见陈国生：《〈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其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103]杨慎：《内江科贡题名序》，《升庵遗集》卷22。载王文才、万光治主编：《杨升庵丛书》（三），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9～1070页。

[104]参见乐万里：《明代四川作家研究》（未刊稿），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105]《元史》卷181《虞集传》。

[106]《元史》卷181《虞集传》。

[107]欧阳玄：《雍虞公文序》，《道园学古录·序》。

[108]《元史》卷181《虞集传》。

[109]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姬沈育：《20世纪以来虞集研究综述》，《郑州大学学报》第37卷第2期，2004年3月。

[110]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转引自姬沈育文。

[111]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与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年第4期，转引自姬沈育文。

[112]吴澄：《吴文正集》卷64《元故奉大夫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邓公神道碑》。

[113]吴澄：《吴文正集》卷64《元故奉大夫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邓公神道碑》。

[114]简绍芳：《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杨慎年谱》。

[115]焦竑：《玉堂丛语》卷1《文学》。

[116]《明史》卷179《邹智传》。

[117]邹智：《立斋遗文》卷1《弘治丁未应诏封事》。

[118]《明史》卷179《邹智传》。

[119]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故陈氏之学，世称白沙学派。

[120]邹智：《立斋遗文》卷2《送提学潘先生副宪陕西序》。

[121]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3。

[122]邹智：《跋钓鱼城志后》，《全蜀艺文志》卷59。

[12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

[124]参见傅德岷：《明代巴渝作家散文创作概观》，《渝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125]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4。

[126]本段引文均转见姜方锬：《蜀词人评传》，成都古籍书店1984年版。

[127]陈衍：《元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8]杨世明：《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81页。

[129]陈田：《明诗纪事》甲签，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0]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9。

[131]陈田：《明诗纪事》，第1398页。

[13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133]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1。

[134]《五灯会元》卷19，因其地于唐宋时属绵州巴西郡，故名《巴歌》。

[135]安磐：《颐山诗话》。

[136]王渔洋：《池北偶谈》卷11。

[137]《明史》卷288《黄辉传》。

[138]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139]卓尔堪：《明遗民诗》卷12。

[140]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25。

[141]《明蜀中十二家诗钞》，巴蜀书社1986年版。

[142]杨维桢：《东维子集·周月湖今乐府序》。

[143]陈田：《明诗纪事》辛签，卷25。

[144]陈继儒：《杨升庵先生廿一史弹词叙》。

[145]任中敏：《杨升庵夫妇散曲·弁言》，（台湾）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146]何崇文等：《巴蜀文苑英华·黄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265页。

[147]见刘诗：《元代蜀中两书家——介绍邓文原与虞集》，《四川文物》1987年第4期。

[148]吴澄：《吴文正集》卷64《元故奉大夫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邓公神道碑》。

[149]杜哲森主编：《中国美术史·元代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150]康里巎巎：《弇州山人续稿》。

[151]杜哲森主编：《中国美术史·元代卷》，第264页。

[152]吴升：《大观录》卷10《元贤书翰姓氏》。

[153]吴升：《大观录》卷10《元贤书翰姓氏》。

[154]吴升：《大观录》卷10《元贤书翰姓氏》。

[155]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156]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157]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158]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8。

[159]朱谋垔：《续书史会要》。

[160]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

[161]见秦化江：《明代书家黄辉的书法艺术》，《四川文物》1992年第2期。

[162]近藤秀实、何庆先：《〈图绘宝鉴〉校勘与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3]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07～808页、890～896页。

[164]杨新、单国强主编：《中国美术史·明代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页。

[165]嘉庆《四川通志》卷166。

[166]朱谋垔：《画史会要》卷4；王毓贤：《绘事备考》卷8。

[167]陈田：《明诗纪事》卷27上。

[168]潘运告：《明代画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4～86页。

[169]杜哲森主编：《中国美术史·元代卷》，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170]杨新、单国强主编：《中国美术史·明代卷》，第196～198页。

[171]李中华：《新津县观音寺毗卢殿明代壁画》，《四川省文物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2]杨新、单国强主编：《中国美术史·明代卷》，第197页。

[173]刘新尧：《蓬溪县明代宝梵寺大殿壁画》，载《四川省文物志》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四川文物志·古代建筑卷》中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

[174]杨新、单国强主编：《中国美术史·明代卷》，第198页。

[175]《四川文物志·古代建筑卷》中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

[176]参见德吉草：《四川藏区的文化艺术》，四川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177]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

[178]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大足石刻铭文录·概述》，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179]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大足石刻铭文录》，第252页。

[180]见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14～515页。

[181]见龙腾：《蒲江县出土一批明代石刻》，《成都文物》1995年第3期。

[182]见胡文和、李永翘：《大足石刻研究》，第518页。

[183]胡文和：《中国道教石刻艺术史》（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5～86页。

[184]参见史占扬：《成都明代石廓墓杂述》，《成都文物》1987年第1期。

[185]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成都市红牌楼明蜀太监墓群发掘简报》，　《成都考古发现（2003）》，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6]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报告》，《文物》2002年第4期。

[187]参见史占扬：《成都出土元代陶俑》，《成都文物》1988年第1期。(www.xing528.com)

[188]参见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明蜀定王次妃王氏墓》，《成都考古发现（1999年）》，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89]参见《成都凤凰山明墓》，《考古》1978年第5期；《成都明代蜀僖王陵发掘报告》，《文物》2002年第4期。

[190]参见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载《韩儒林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191]参见陈世松：《元代礼拜寺文物——西昌三坡阿拉伯文碑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192]以上古彝文石刻、东巴文石刻详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97页、第402页。

[193]参见陈世松：《赵成庆其人与三台元碑的史料价值》，《四川文物》1995年第4期；方晓：《三台发现元赵垠祖墓碑》，《四川文物》1994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45～347页。

[194]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84页。

[195]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400页。

[196]陈霆：《两山墨谈》卷18。

[197]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补遗·折扇》、《万历野获编》卷26《四川贡扇》。

[19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四川贡扇》。

[19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6《四川贡扇》。

[200]谈迁：《枣林杂俎》知集《逸典·川扇》。

[201]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

[202]《四川文物志》下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

[203]四川省博物馆、剑阁县文化馆：《明兵部尚书赵炳然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第2期。

[204]叶子奇：《草木子》卷3《克谨篇》。

[205]本子目参考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改写。

[206]见陈铎：《精订陈大声秋碧轩稿》，转引自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

[207]见李开先：《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

[208]见王芷章：《明杂剧的演唱和影响》，

[209]嘉靖《阆中县志》卷30。

[210]见江玉祥：《中国影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1]马学良等主编：《藏族文学史》（下），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修订本，第612～613页。

[212]参见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四川藏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杨健吾：《藏传佛教与四川藏族的民俗文化活动》，《西藏艺术研究》1999年第1期。

[213]杨慎：《升庵外集》卷11《出秧》。

[214]丰家骅：《杨慎评传》，第336～337页。

[215]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

[216]宋应星：《天工开物》卷5《井盐》。

[217]谈迁：《枣林杂俎》中集。

[21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四川》。

[219]参见李小林：《五彩瓷器刍议》，《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

[220]林坤雪：《四川华阳县琉璃厂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

[221]史占扬：《成都琉璃厂窑诸问题之刍议》，《成都文物》1987年第2期。

[222]魏达议：《成都琉璃场琉璃厂窑》，《成都文物》1989年第2期。

[223]正德《夔州府志》卷5。

[224]嘉靖《云阳县志》卷下。

[225]参见《四川省医药卫生志》第六篇第一章，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

[226]参见四川省文史馆：《巴蜀科技史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193页。

[227]民国《绵阳县志》卷10《杂异·杂识》。

[228]蔡景峰：《藏医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

[229]本节凡未注明出处的，均依据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中册改写。

[230]见《中国建筑史》（第二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231]参见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绵阳市志（1840～2000）》（下），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4页。

[232]参见艾棣《九眼桥考略》（《成都文物》1988年第2期）对九眼桥建桥时间的考订。

[233]朱启钤：《匠哲录》第一《营造》，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211页。

[234]参见魏朗：《明代掌印妇官石坊》，《成都文物》1992年第3期。

[235]参见丁香乐等：《重庆发现元代民居，历700年风雨不腐》，《重庆晚报》2008年12月24日。

[236]详见胡亮：《大邑县明代民居概说》，《成都文物》1990年第1期。

[237]《明史》卷68《舆服志》。

[238]据胡亮《大邑县明代民居概说》介绍，该县五龙乡马落村新九屋面所用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烧造的青瓦（瓦上有阴刻题记），长、宽、厚分别为22.9、17.5、1厘米，每匹瓦重0.8公斤。

[239]《元史》卷202《释老传》。

[240]《元史》卷202《释志传》。

[241]陈英庆、周生文：《元代藏族名僧胆巴国师考》，《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242]《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243]参见《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44]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

[245]参见任新建：《明蜀僖王陵藏式石刻考释》，《四川文物》1999年第3期。

[246]刘仁本：《羽庭集》卷2《送大璞玘上人序》。

[247]《慈云寺高僧列传碑记》，转引自薛玉树：《云顶山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48]薛玉树：《云顶山记》，第53页。

[249]唐亮：《西昌发现元代经幢》，《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

[250]黄承宗：《西昌发现元代梵文石碑》，《文物》1987年第2期。

[251]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下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1784页。

[25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1。

[253]《元史》卷202《释老传》称寺院三等为禅、教、律。《大明会典》卷226则划分为禅、讲、教三等。

[254]《明史》卷74《职官志》。

[255]《大明会典》卷104。

[256]丰都县《改建天福寺碑》，转引自龙显昭：《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主编《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86～87页。

[257]何宇度：《益都谈资》卷中。

[258]以上引自黄辉：《重建万福寺碑记》，见杜应芳：《补续全蜀艺文志》卷31。

[259]咸丰《简州志》卷8。

[260]嘉庆《四川通志》卷167。

[261]嘉庆《四川通志》卷168。又乾隆《潼川府志》卷8有明人苗衷的《道林禅寺碑》、周忱的《无际禅师语录记》，可参看。

[262]陈以勤：《别传禅师塔名》，转引自龙显昭：《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89页。

[263]嘉庆《四川通志》卷43。

[264]乾隆《绵州志》卷16。

[265]嘉庆《南溪县志》卷10。

[266]龙显昭：《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蜀学》第一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80页。

[267]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4页。

[268]费经虞：《剑阁芳华集》卷19。

[269]引自嘉庆《四川通志》卷185。

[270]蹇义，《明史》卷149有传。

[271]龙显昭：《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蜀学》第一辑，第81页。

[272]龙显昭：《巴蜀佛教的传播、发展及其动因试析》，《蜀学》第一辑，第82页。

[273]《张大可传》，《续道藏·汉天师世家》卷3。

[274]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7《成都路正一宫碑》；陈旅：《安雅堂集》卷9《贞白庵记》。

[275]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7《成都路正一宫碑》。

[276]韩儒林：《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135页。

[277]虞集：《道园学古录》卷50《玄门掌教真人墓志铭》。

[278]天启《成都府志》卷56。

[279]乾隆《潼川府志》卷2。

[280]嘉庆《四川通志》卷42。

[281]刘潜：《重修栖妙山集虚观记》，康熙《中江县志》卷5。

[282]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下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

[283]天启《成都府志》卷29。

[284]嘉庆《四川通志》卷167。按：明代道官，有“演法”，无“演教”，“仙官”二字疑为衍文。

[285]唐顺之：《荆川集》卷3。

[286]黄宗羲：《南雷之案》卷6《王征南墓志铭》。

[287]《明史》卷199《张三丰传》。

[288]见卿希泰、唐太潮主编：《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页。

[289]蜀献王：《赠张三丰》，天启《成都府志》卷49。

[290]《全蜀艺文志》卷44，第1349页。

[291]天启《成都府志》卷1。

[292]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中华书局1988年版；《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93]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94]参见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骆永寿：《张献忠与西方传教士》，载骆永寿主编：《巴蜀掌故集粹》，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203页。

[295]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二卷（元明教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96]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97]戴良：《旌表金氏义门记》，《九灵山房集》卷12。

[298]宋濂：《文宪集》卷19。

[299]揭傒斯：《彭州学记》，《文安集》卷11。

[300]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01]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卷3。

[302]宋濂：《送王明府之官序》，《文宪集》卷8。

[303]光绪《潼川府志》卷10。

[304]欧阳氏：《欧阳氏遗书》。

[305]刘景伯：《蜀龟鉴》卷6。

[306]嘉靖《洪雅县志》卷1。

[307]嘉庆《邛州志》卷43《艺文志》。

[308]欧阳氏：《欧阳氏遗书》。

[309]刘景伯：《蜀龟鉴》卷6。

[310]原文为戊巳，按崇祯无戊巳，应为己巳，或为戊寅。

[311]欧阳氏：《欧阳氏遗书》。

[312]来知德：《革丧葬夷俗约》，《重刻来瞿唐先生日录·内篇》卷6，《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28页。

[313]《明史》卷60《礼志》。

[314]参见陈江：《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13～220页。

[315]参见朱瑞熙等：《辽金西夏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183页。

[316]黄溍：《答禄乃蛮氏先生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28。

[317]《元典章》卷30《礼部三·丧礼》。

[318]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269页。

[319]引自光绪《潼川府志》卷10。

[320]见嘉靖《洪雅县志》卷1。

[321]王士性：《广志绎》卷5。

[322]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四川文物志》上册，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69、374页。

[323]嘉靖《洪雅县志》卷1。

[324]《明神宗实录》卷23。

[325]嘉靖《云阳县志》卷上。

[326]天启《成都府志》卷57。

[327]杨慎：《升庵文集》卷1《药市赋》，载《杨升庵丛书》（三），天地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328]参见陈世松：《宋代成都游乐之风的历史考察》，《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

[329]费著：《岁华纪丽谱》。

[330]罗寿：《成都赡学田记》，正德《四川志》卷36。

[331]文天祥：《文山全集》卷9《衡州上元记》。

[332]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卷3。

[333]蜀献王：《祭杜子美文》，《全蜀艺文志》卷50。

[334]嘉庆《华阳县志》卷44。

[335]黄休复：《茅亭客话》卷5《鲜于耆宿》。

[336]文同：《丹渊集》卷24《成都府学射山新修祠宇记》。

[337]曹学佺：《蜀中广记·名胜记》卷3。

[338]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6《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

[339]民国《巴县志》卷23。

[340]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6《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

[341]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6《四川顺庆路蓬州相如县大文昌万寿宫记》。

[342]明《清河内传》，《正统道藏》洞真部谱录类。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43]参见高梧：《文昌信仰习俗研究》，巴蜀书社2007年版，第29页。

[344]嘉靖《阆中县志》卷30。

[345]天启《成都府志》卷3。

[346]嘉庆《四川通志》卷34云：“射洪祠……今废。”

[347]天启《成都府志》卷3。

[348]参见赵轶峰《明初城隍祭祀》（《求是学刊》2006年第1期）、张泽洪《城隍神及其信仰》（《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等。

[349]《明太祖实录》卷38。

[350]《明太祖实录》卷54。

[351]嘉庆《四川通志》卷37。

[352]正德《夔州府志》卷5。

[353]参见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第208页。

[354]张传勇：《试论城隍庙的建造移居》，《民俗研究》2005年第2期。

[355]嘉庆《金堂县志》卷1《建置志》。

[356]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79页。

[357]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856页。

[358]万历《四川总志》卷3。

[359]彭遵泗：《蜀碧》卷1。

[360]费密：《荒书》。

[361]《四川文物志》（下），巴蜀书社2005年版。

[362]天启《成都府志》卷53《艺文志·续集》。

[363]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918页。

[364]《明英宗实录》卷296。

[365]陈宝良、王熹：《中国风俗通史·明代卷》，第919页。

[366]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上。

[367]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下。

[368]何宇度：《益部谈资》卷下。

[369]苟思醇：《庆祝城隍庙碑记》，转引自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

[370]嘉靖《洪雅县志》卷1。

[371]嘉靖《阆中县志》卷30。

[372]参见邓运佳：《中国川剧通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页。

[373]李实生卒年在清代和民国《遂宁县志》中均无记载，只说“年七十有八”。或云生卒年为1598～1676年。今从李剑华《李实初探》之说，李文载遂宁市文化局编：《李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6年版。

[374]李实：《蜀语》，巴蜀书社1991年校注本。

[375]甄尚灵、张一舟：《〈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与〈蜀语〉音注所反映的音类》，遂宁市文化局编：《李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76]据黄尚军《〈蜀语〉所反映的明代四川方音的两个特征》（《方言》1995年第4期）指出，分析《蜀语》中的注音材料，发现：古入声字的归调不一致和［-m］韵尾的消失是明代四川方音的两大特点。

[377]李实：《蜀语》，巴蜀书社1991年校注本。

[378]《升庵集》卷37《黄柏行》。

[379]《历代史略词话·序》，《杨升庵丛书》（四），第657页。

[380]李馥荣：《滟滪囊》卷1。

[381]刘景伯：《蜀龟鉴》卷2。

[382]陈浩东主编：《成都民间文学集成》，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页。

[383]《古谣录》卷23引录，见《杨升庵丛书》（五）《古今风谣》，第448页。

[384]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6《四川盗》。

[385]民国《雅安县志》卷6。

[386]刘景伯：《蜀龟鉴》卷2。

[387]栾保群：《历史上的谣与谶》，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88]彭遵泗：《蜀碧》卷3。

[389]彭遵泗：《蜀碧》卷3。

[390]刘景伯：《蜀龟鉴》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