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史第五卷：明代文昌帝君信仰与城隍庙的普遍推广

元人虞集指出，蜀中“俗尚祷祠，鬼神之宫相望”^[338]。元明以来，四川各地的祠庙很多，有的是承继前代习俗祭祀，有的则在前代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另有更新与发展。下面择要举例加以说明。

（一）石敢当

明人李实《蜀语》云：旧时蜀中街道、乡村路口常立一顽石，上刻石头人像，下刻“泰山石敢当”，以为镇邪禳鬼之用。李实注释，此俗汉时已见。这个东西就是民间常说的“吞口菩萨”，形象暴眼獠牙，令人恐怖。《墨庄漫录》云：“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声盛，礼乐昌。”这个神没有进入玉皇大帝和如来佛的神榜名录，是纯粹民间崇奉的俗神。显然，这一古老的民俗信仰，在明代依然保存。

（二）坛神

明人李实《蜀语》云：坛神名主坛罗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设像于室西北隅，去地尺许，岁暮则割牲延巫，歌舞赛之。坛神含有镇宅避邪之意。奉坛神者，其神以径尺之石，高七八寸，置于堂右倚壁，曰“坛等”。上供坛牌，粘于壁，旁列坛枪。其牌或书“罗公仙师”，或书“镇一元坛赵侯元帅郭氏领兵三郎”，两旁列称号数十名。没岁一祭，杀豕一，招巫跳舞，歌唱彻夜，谓之“庆坛”。民国《巴县志》称，“今市井及乡里古宅，在百年前者往往有之。”^[339]溯其渊源，此俗则明代早已著录，足见坛神信仰已在明代流行。

（三）文昌帝君

明人何宇度《益部谈资》载：“文昌帝君。传云降生于越之西，嶲之南，两郡之间，今之梓潼县是也。”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君，历来被“学士大夫”奉为“主文治科举之神”^[340]。此俗率先兴起于宋代四川，属于四川的乡土神。宋代流行于全国，各地的帝君庙前，香火鼎盛。“宋亡蜀残，民无孑遗，鬼神之祀消歇。自科举废而文昌之神灵亦寂然者余四十年。”^[341]元仁宗加封文昌神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钦定为“忠国、孝家、益民、正直、礼典之神”，赐匾额“佑文成化之祠”^[342]，使文昌信仰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明承元制，继续礼祀文昌。明代文昌祭祀虽然颇有一番周折，但到明后期文昌祠的地域分布反而进一步扩散^[343]。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代文昌帝君信仰在四川广为流行。明嘉靖《阆中县志》载：“五月十五日瘟祖会，旧在城隍庙，后移太清观。此会较诸会为甚……演灯戏十日。每夜焚香如雾，火光不息。其所为灯山者，亦如上元之时。”^[344]按瘟祖会乃四川重要神会之一，主祭的就是梓潼帝君。此会期间，“演灯戏十日”，足见围绕文昌帝君的祭祀娱乐活动之盛，所谓“此会较诸会为甚”，殆不虚言。

（四）射洪祠

据天启《成都府志》记载，射洪祠在成都府治北门外驿站旁，蜀献王建。主祀唐代四川大诗人陈子昂。相传，蜀献王到四川，“梦有神冠冕来迎者。王问为谁？对曰：陈子昂也。今为射洪土神。王驾过，护送至此，王因命立祠祀之。”^[345]蜀献王镇蜀之初，编造神人来迎，把陈子昂作为“土神”来立祠祭祀，显然是利用蜀人的民间信仰，为他的所谓“礼教治西陲”争取人心和同情的。所以，当清取代朱明政权之后，射洪祠也就随之告废^[346]。

（五）五龙庙

在成都府东锦江街。“相传献王入蜀，至嘉州，江涨，舟不能上。祷于神，风静水消，乃立庙迎祀于此。”^[347]

（六）城隍庙

在中国民间，城隍神是颇有影响的城市保护神。城隍原为中国民间的宗教祭祀之神，唐以后开始普遍祭祀，宋代已经列为国家祭典，至明朝初年，国家祭祀的城隍祭祀即迈入空前系统化、正规化、制度化的阶段，从而推动城隍信仰和城隍祭祀在民间的普遍化^[348]。洪武二年（1369）正月，朱元璋敕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并对全国城隍神的等级作了划分，将城隍神设定为五等。朱元璋还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349]次年六月，又“诏天下府州县立城隍庙”^[350]。规定城隍庙的规格结构与当地官署正衙相同，官员必须如期前往拜谒。正是在明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前代尚不多见的城隍庙以及城隍信仰，开始在巴蜀各地普遍推广开来。

根据明天启《成都府志》卷3记载及舆图所示，有一座城隍庙在府城北门外；另一座城隍庙在府治西。由于明代设定的城隍等级中，没有省城隍的一级，因此，建在省城首府的这座城隍庙，便作为省城隍庙，用以供省级官员拜谒。明代四川城隍庙不仅修建在省城，连偏远的县城也无例外。例如，地处川东南偏远民族地区的石柱县，在城西北隅、南宾河东岸，就建有一座县级城隍庙。此庙是由被朝廷敕封为都督的秦良玉于崇祯九年（1636）所建^[351]。明代城隍庙遍设于各府州县。例如，在川东的夔州，在府西县学旧基，弘治（1488～1505）年间，郡守杨奇重建，正德七年（1512）郡守吴潜重加修葺，仍建钟鼓二亭^[352]。至于各州县的城隍庙的创建，也屡见于当时和后代的记载之中。如：黔江县城隍庙，洪武十四年（1381）千户孙文建；广汉县城隍庙，正德七年（1512）建造等等^[353]。

城隍神之所以受到各州县的崇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墙与护城河有护城保民的作用，所以城隍神的栖身处所城隍庙与城墙关系极为密切。明人建城隍庙的观念，普遍与各地大修城池是有直接联系的^[354]。以夔州府为例，详见下表：(www.xing528.com)

表11-6　夔州府城池与城隍庙对照表

续表

资料来源：据正德《夔州府州》卷2、5改制。

城隍神作为物化的城池保护神，具有自然神的原始品格的一面；同时，它还具有社会神品格的一面，即与行政治所发生内在联系。城隍庙作为虚拟化的阴界衙门，发挥着“警世”的功能。正如明隆庆时，叶一清在《重修（金堂县）城隍庙记》中所说：“邑之有城隍庙，制也。所赖以御灾凶，主祈祷，昭善恶。凡举事，劳众告而后行。于春秋则祀，朔望则谒焉……治理者为多，一日不可无侯（城隍），则一日不庙可乎”？在他看来，人世间“奸巧百出”，有些作奸犯科之人，在公堂上受审，他“宁甘拷掠”，也不肯招供认输。但是，一当带其到城隍庙前，面对阴曹地府，他却“不能自隐”。由此可见，“幽明人鬼一道也”。对待城隍如同对待人事一样，必须“知所以事人，而后知所以事神”。如果对神不敬，“香火之供不与焉”，则“孝弟忠信、利益廉耻非人之大行乎”^[355]！正因为如此，官府提倡城隍，民间信奉城隍。每逢春秋必祭，初一、十五必拜。每遇城隍庙建筑圯坏时，民间“募助钱粮，大启栋宇”的活动连绵不断。而每到城隍庙扩建、兴建竣工之时，当地的官员又莫不为之撰文作记，借机大讲“事神之道”，由此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城隍崇拜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城隍神也有一个从自然崇拜向偶像崇拜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自然神得以人格化。按照明代的制度，城隍之神，应为木主，但随后都改作土偶，还让神像穿上衣冠。更有奇者，城隍庙还立一后殿，设一城隍夫人之像。并且还定五月十一日为城隍诞辰，三月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辰。例如，金堂县城隍庙，不仅“有门、有寝、有曹廊、有斋”，而且，在屋中还有“三楹，肖像于中”。

在城隍偶像化后，人格与神格开始互动起来。于是，围绕城隍庙开展的娱乐祭祀活动，又是娱神名义下的世俗庆典。作为社会神的城隍神的崇拜信仰，在明代以后又演化为一种世俗色彩的城市生活画面。每逢城隍诞辰、城隍夫人诞辰等节日，在各地城隍庙周围举行的祀神大会（包括抬城隍神游街等活动），往往成为当地融宗教、商贸、娱乐为一体的最隆重、最热闹的民俗庆典。直至近代，成都的许多民俗庆典活动经常把鬼、神和人糅合在一起。庆典仪式不外乎三种类型：家庭和宗族、街头和邻里、社区共同体。在成都，除了城隍诞辰和城隍夫人诞辰等节日外，在阴历七月十五日，人们在庆祝盂兰盆节时，也还要举行迎接城隍活动；在大旱求雨仪式上，也还要抬城隍塑像游街。这些活动往往延至深夜^[356]。这些都可以视为明代城隍庆典仪式之遗风传承的结果。

（七）东岳庙

东岳庙供奉东岳大帝，就是道教因袭民俗崇奉的泰山神。东岳庙与城隍庙颇有渊源关系。明初，在南京所见的城隍庙，就是“改东岳行宫为之”^[357]。在明代，天下各府均设有东岳庙。根据记载，成都东岳庙有多处：一处在“蜀府西街，本府重修”。另一处在“府治东”^[358]。崇祯十二年（1639），在明末成都风雨飘摇之际，“成都东岳庙玉帝像自动不止”^[359]。还有一处在北门外。崇祯十三年（1640），正当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进攻成都之时，“成都郭外北城街东岳神泥身动”。时任巡抚的邵捷春亲自来到庙前，祈求神灵保佑。许愿说：如果这次“城全”将“迎神入城”。后来，农民军虽至，成都果然无事。邵捷春于是举行隆重仪式，“迎神入城，至下莲池供之”^[360]。由此可见东岳信仰与成都社会之关系。与城隍庙信仰一样，东岳庙也要举行庙会，要举行东岳大帝出巡的盛大庆典。出巡的意思是东岳大帝于这一天降临人间，走街串巷，监察下民，劝善惩恶。按照一般惯例，出巡时，东岳大帝圣像被放在八抬大轿内，由香客们抬着，队伍的前面有旌旗鼓乐导引，有凶神恶煞的判官，有披枷戴锁的“罪人”。紧跟在后面的是众香客，身穿彩衣，气氛热烈。出巡之后，香客们又把东岳大帝圣像抬回庙内大殿中，并给东岳大帝进献新的服饰，焚香后才算礼毕。然后人们在庙外茂密的长松绿柳之下，开怀畅饮，享受神人同乐的欢娱，直至天黑。由此也可以推知，当邵捷春在举行迎神入城供奉时，成都城内也一定会像举行东岳大帝出巡的盛大庆典一样，热闹非凡，所经之处，必然是观者如堵。显然，这时的东岳庙已成为凝聚成都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载体。

（八）江渎庙

成都府的江渎祭祀，由来已久。据天启《成都府志》卷3记载，“江渎庙，府治西南。隋开皇二年、唐天宝六年建。重修以祀南渎大江之神。玄宗亲为文以祭。其祠词曰：惟神包总大川，朝宗于海，功昭润化，德表灵堂。今因夏首，用率常典，敬以玉帛、牺牲，璨盛度品，明荐于神。历代因之。本朝载在祀典。”据考察，江渎祠原址在成都市西南角旧西较场。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有供奉于此祠中的神像三尊，一尊为“江渎神”，另一尊为其二妃（原铭文作“妹”）。明成化六年（1470），蜀府承奉正宋景奉命铸造。江渎神顶束发冠，袍带正坐。面相善美年轻，系江、淮、河、济四渎水神之一。铸造精丽，为明代铸像代表佳作。神像高2.88米，神妃像高1.80米，皆坐于椅上^[361]。由于江渎是国家正统的祭祀对象，因此，祭典隆重，礼乐齐备，并遣文臣撰写祭文。嘉靖初元，作为史臣的成都府新都人杨慎，就曾奉命“祭南渎大江”，由此撰写了题为《江祠记》的文章，镌刻在石碑之上^[362]，由此可见其庄重之一斑。

成都江渎庙由于是国家祭祀的场所，所以历来香火旺盛，民间烧香许愿活动连绵不断。明初的法律，最初对民间的烧香活动给以严密的限制。但是，到了明代中期，民间的烧香或进香活动陆续出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庙会烧香进香活动开始兴起并蔚然成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天顺二年（1458），在四川成都出现了在江渎神庙“祭赛心愿”的活动^[363]。当时的成都右卫知事邓志宽上奏道：

四川古有江渎之神，例得祭祀。奈何无籍之徒，每至三月二十八日，谓神诞之辰，前后三五日间，或背插大小枪刀三五把，或身拖长短铁锁十余条，又或捉蛇十余，沿身缠戏。又有男妇披带枷锁，俱插黄旗，动二三千人，从之者不计其数。鸣击金鼓，喧噉之声闻诸远近，名曰：“祭赛心愿”。近者军民职官及各府州县乡村，亦多效尤，宜禁之便^[364]。

透过这条记载，可以看出盛行于成都的“祭赛心愿”活动，实际上就是利用官方的江渎祭祀，通过江渎庙而开展的一种民间娱神娱人活动。成都市民一方面在神像面前许下心愿，祈求神灵保佑；如果能够得以实现，还再次前来祭祀还愿。另一方面，通过许愿还愿，开展娱乐活动。聚集起来的人群，或者披枷带锁，作贱自己，把自己装扮成一幅罪犯模样，向神明表白自己虔诚的“赎罪”心灵，希望得到神的宽恕。至于背“插黄旗”，这是明朝老百姓上京告御状的打扮，无疑是将神视作像民间皇帝一样的最高裁判者^[365]。而“鸣击金鼓，喧噉之声闻诸远近”，则正是民间庙会娱乐活动所特有的氛围。正因为这样的“祭赛心愿”活动符合了成都百姓乞神娱人的心理，因此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以至“军民职官及各府州县乡村，亦多效尤”。显然，这又超越了正统江渎祭祀的范围，因此，地方军事官吏出于对社会秩序的担忧，又不得不上疏朝廷，请求加以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