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宋元易代、元明更替之后，四川传统的岁时民俗有的继续传承下来，有的则因时过境迁而不复存在了。
据记载，明嘉靖云阳县的“岁时之礼”有：“正旦拜贺，元夕观灯，清明、十月朔日俱拜扫，端午蒲觞，重九登高，冬至祀先。”[325]拿这个记载与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所载的岁时民俗相对照，有的名称相同（如正旦、上元、清明、端午、重九、冬至），有的活动大同小异，足见宋元更替之后，四川许多州县仍旧按传统的民俗习惯在开展活动。
在四川首府成都，按月开市的旧俗也得以恢复。明人杨升庵引李膺《益州记》的话说：“成都有三市，曰蚕市，曰七宝市，曰药市也，周岁而匝焉。蚕市以清明，蚕市以七夕，药市以重九。”药市源自“往时川蜀旧俗，喜行毒”。成都故事：以每年重阳，开大慈寺，聚集人气，出售百货，有所谓药市者，专卖一种“解毒丸”。有投千钱而求丸药一粒者，谓“一粒可救一命”，此俗在宋代犹存[326]。但是经过元明更代之后，成都药市多年不兴，以至“沦迹于尘芜”。直到明代中期，经过“蜀藩承奉周景韩”的大力提倡，“四延名医，参合珍剂”，这才使得“远近相属，求者如市，蹒跚而往，腾跃而归”。为此，杨升庵特意写下《药市赋》以记其盛，盛赞在这“八万四千之人烟，五十四州之谣俗”之地，“启药市于重关”[327]。(www.xing528.com)
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宋代成都另一些岁时民俗，到了明代则开始绝迹了。其一是游江习俗之消失。二江环抱的成都城有着开展水事游乐活动的天然条件。在宋代，成都形成了春季大、小两次游江的传统[328]。二月二日，出万里桥，会宝历寺，“号小游江”。四月十九日，出笮桥门，游浣花溪，会百花潭，号“大游江”[329]。游江活动最盛的是“大游江”。是日，太守在锦江上设置“水戏竞渡”“诸军骑射”等水上游乐项目让百姓游赏。但是，当南宋末年蒙古军队攻入并占领成都，把这种娱乐活动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尽行摧毁之后，成都游江的兴盛局面便不复存在了。元人罗寿说：“成都自丙申（1236）荡于兵，文物泯尽。”[330]文天祥也撰文说：“益州承平时，元夕宴游，其风流……而今不可复得矣。”[331]及至明初，生产亟待恢复，社会风气比较朴实，娱乐不兴。不仅昔日北郊游乐场所学射山（今凤凰山），“今为蜀府坟墓，此游遂绝”[332]，而且，连浣花溪之边的杜甫草堂，也衰敝不堪而成为荒芜之址[333]，这证明昔日热闹喧嚣的浣花溪之游，早在明代就已不见踪影了。所以，清嘉庆《华阳县志》特别在“岁时民俗”部分，追述四月十九日古“遨头宴”游江习俗条下面，标注按语云：“按，此风不可复睹。”[334]
其二是三月三日的游山习俗之消失。成都平原一马平川，登山之乐，唯以北郊的学射山最为适中。学射山，因三国时蜀后主刘禅曾于此学射箭而得名。自唐代中期以来，学射山一带即成为成都的风景名胜之地。据传晋孝武帝时（373～384）蜀人张百子于三月三日在此山得道飞升，山上的至真观即其遗址。故五代至宋，“每岁至是日，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诣仙观，祈乞田蚕。时当春煦，花木甚盛，州主与郡僚妓乐出城至其地，车马人物阗噎”[335]。宋代风俗，在学射山游乐时，成都官吏和士大夫要在此举行射箭比赛和盛大的宴会。其盛况正如文同所描述的：“成都燕集，用一春为常，三日不修已云远甚，然各有定处，惟此山之会最盛。太守与其属候城以出，钟鼓旗旌，绵二十里无少缺。都人士女，被珠贝，服缯锦。藻馈岩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晔如凝霞；上下立列，穷极繁丽，倘佯徙倚，直暮而入。”[336]但是，自从明初把此山划为王府墓葬区后，此山即成为禁地。于是，传统的三月三日学射山习射、游山至此绝迹[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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