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初年，承大乱之后，受物质条件的限制，社会生活比较俭约。加之当时朝廷的礼制对于官民士庶的衣食住行有详细的规定，所有成员无一例外都生活在尊卑有别的社会序列之中，任何超越限制的规定，享用不该享用的消费品都将以越礼逾制定罪。明初社会秩序受到严格的约束，世态民风相应循规蹈矩，由此表现出纯朴俭约的特征。
明代前期，四川的社会风气比较朴实。根据明初人宋濂的描述：“西蜀之地，有万家之邑……其民之俗，好辞让而耻斗争，以故弦歌比屋，而囹圄空虚。”[302]明代遂宁人杨名也说：“宣德、景泰间，民朴而殷富，牛马成群，寄宿于野，民勤农作，不淆五方之习。妇女不识锦绮，戴白之老，长衫博带，说《诗》讲《礼》。”“一切婚嫁，仅取成礼。燕不用剧乐。”[303]出生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欧阳氏遗书》的作者欧阳氏，也在书中说：“童时，见里中人烟颇殷庶，风俗颇淳厚。尚节气，敦信义，崇礼让，励勤苦。亲亲长长，称诗说礼，任恤睦姻，比闾相助。士大夫饬廉隅而修俭德，群弟子尽孝友而笃公忠……心无机械，目无干戈，陶然于和风甘雨之辰，真不啻极乐世界。”[304]成书于清咸丰四年（1854）的《蜀龟鉴》一书的作者、内江人刘景伯，在该书第六卷末，引《内江志》说，“风俗之变在人心”。在明代前期、中期，社会风气较好，“隆（庆）、（万）历间，里中贵游，和雅相尚，归一二豪达，酣啸歌舞，古意未亡”[305]。
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特别是到了明末，四川各地的社会风气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国初励精图治，封建礼制尚能维持，一旦社会生产复苏，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刺激人们的享受欲望不断膨胀，必然要突破礼制的限制，由俭而奢，改变生活方式。随着价值观念的转变，明朝早期淳厚俭朴的风尚也就被靡浮奢侈所取代。即使在四川洪雅县这样的边远地方，在嘉靖年间也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元夕张灯放花，结彩棚，聚歌演戏剧”，“笙鼓常达旦”；服饰则“妇女为艳装，髻尚挺心，两袖广长，衫几曳地”；丧葬则“多作佛事，惟士夫如礼，然多信风水，拘忌阴阳，有至十年不葬者”；宴会“则朋友多恶草具，而姻娅独丰，肴馔之外，列金币，设全牲，远市异品，不惜劳费”[306]。在明代中后期的一些书院，在神诞之日，书生士子竟然出现讲究“文身”的风气，“相率文身礼庙，至有试皮肤于刀剑，费田宅于牲宰，杂男女于玩戏者，耗财蠹俗，习为故事”[307]。
《欧阳氏遗书》的作者还就明末四川奢靡的表现，作了全面的概括：
一、服饰：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
二、宴集：淡泊是鄙，丰腴相尚，池糟林肉，海错山珍；(www.xing528.com)
三、居处：华堂绣户，卷雨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台必鱼鸟备观；
四、烹宰：则只图适口，不惜物命，刳剔极殄极虐，炮炙极怪极惨；
五、田土：富连阡陌，贫无立椎，侵谋膏腴，占人世业，欺夺孤弱，全我方圆……
六、交易：则利己损人，营求则重息撒债，结处则口是心非，叼唆则唇枪舌剑，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308]
奢靡风尚来势汹汹，波及社会各个阶层，改变着世道人心。《蜀龟鉴》的作者说：“自（天启年间）奢（崇明）变以来，民间习赌，杀货御人，嚣争不悟，悍极而偷，诡巧为甚。”[309]《欧阳氏遗书》的作者也说，“自崇祯戊巳[310]而后，翻觉土狭人多，环视锦水巴山，满目魑魅魍魉。”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他还对四川各地人的性格特征及其表现，作了这样的概括：“川北之人多刚而亢戾；川西之人多柔滑而奇狡；川南风气巽忍良楷相半；至省至渝州，则狙诈奸深，刻薄诡谲，百倍于东西南北，而人心愈不可测也。”[311]显然，社会风尚和世道人心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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