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志,即镌刻于碑石上的文字,它是在我国浩瀚的文物宝库中具有历史、美学和考古研究价值的一种艺术形式。元明时期四川境内发现了许多石刻碑志,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据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编《四川文物志·石刻碑志卷》记载,自从树碑刻石之风大行,除墓表石阙、崖墓题刻之外,举凡朝廷诏敕官府禁令、贤烈表彰、寺观创修、造像铭记、经典刻石、文教敷场、交通路桥,以至文士游览山川之诗文留题,显贵及凡庶之家的埋冢志铭,无不见诸刻石,林林总总,遂成显学。在我省存世的碑刻中,以墓志碑石最为突出。收入《四川文物志·石刻碑志卷》中的墓志铭多达60通,约占全卷石刻文字的五分之一。而其中的明代墓志铭就有18通之多,即占60通墓志铭的30%。元明时期四川碑志石刻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繁、价值高、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点鲜明,现撮要介绍如下:
(一)少数民族文字石刻集中展现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大省,元朝是我国第一个入主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随着元王朝的统治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蒙古、回族与西南诸少数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因而留下的少数民族文字石刻比以往任何朝代既多且集中。例如现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成都市元代八思巴蒙文圣旨残碑”,就是元朝忽必烈时期使用由“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发布的一通圣旨。该碑为免除青羊宫赋税,禁止侵占而立,内容千篇一律,了无新意;但它一面为“八思巴文”,一面为汉文,却显得格外珍贵。“八思巴文”是古代的“国际音标”和“世界语”。通过成都的这块圣旨残碑,可以用它来考求元代汉字声韵,或用以研究蒙文古字的古读[190]。又如在西昌市城西“月鲁城”发现的《圣容赞》阿拉伯文碑,系早期的回族文物,对研究西昌地区的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四川的传播都是比较珍贵的[191]。西昌市西郊乡发现的梵文碑,系汉、梵合文,佛像、经咒并存,墓主为白族,该碑出土对于研究元明时期凉山地区民族、民俗、宗教历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推断为明代的“普格县分母石古彝文”碑,系用线条阴刻有侧卧的女性人像一躯,在人像一侧的大石上,阴刻有古彝文十数行,仅能辨认7字,汉语意译为“妈妈的英雄儿子也”,可见其为亡人追悼作帛时所刻写的。现藏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木里县纳西族象形文字石刻”,在白色玉石上阴刻有16个象形文字。纳西族的象形文字,俗称东巴文字。石刻内容翻译为汉语为:“神座、冠珠、如意结、金顶、宝塔、宝伞、海螺、鱼、花、祭水壶。”这些就是纳西东巴的“八宝”。据目前已知的资料,关于纳西族象形文字的石刻,仅发现两件,一件在云南丽江地区,一件在四川木里县,其价值之珍贵由此可想而知[192]。
图11-35 西昌月鲁城阿拉伯文碑
(二)名人文章书法镌刻佳作荟萃(www.xing528.com)
自古以来人们在品评石刻碑志价值时,对那些文章、书法、镌刻都极精湛的碑刻,素有所谓“三绝碑”的说法。由名人撰写、名人丹书、名人镌刻的“三绝碑”,代表石刻碑志的最高水平。元明时期四川在这方面也不乏佳作。例如现竖立在三台县琴泉寺的“赵府君墓碑”就堪称存留在四川的一块元代“三绝碑”。该墓碑系元朝云南路肃政联访使赵成庆于元统乙亥(1335)为其父母合葬所立的神道碑。赵成庆历经仁宗、泰定帝、文宗、顺帝四朝,遍居中外台、省要职,为官清正,激浊扬清,令官吏畏服,不愧是元代言官中一位有影响、有地位的重要人物。正因为有这一身份和地位,故该墓碑的碑文、书法、镌刻皆出自当时的名人之手。其中碑文由著名理学家吴澄撰写,著名书法家吴炳书写,著名书法家郭贯篆额。据了解,吴炳,汴(今河南开封)人,工篆隶,所书传世仅《淮源庙碑》一方,此碑是新发现的吴炳的又一代表性书作。郭贯,保定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工于篆书”,但所作已失传,此碑系由他“篆额”,因而弥足珍贵[193]。在明代,剑阁县出土的“赵公墓志铭”也堪称类似的佳作。墓主赵炳然曾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资政大夫,卒于隆庆三年(1567),由于他生前地位显赫,故去世后墓志铭皆为当时名人所作。墓碑志撰文为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内江人赵贞吉,篆盖为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南充人陈以勤。他们二人均系四川人,对赵炳然生平当有所了解。书写为林泾,事迹不详,仅知其为内阁中书。
图11-36 三台“赵府君墓碑”
(三)特色碑志形式多样异彩纷呈
这一时期四川石刻碑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无奇不有。例如明代石刻碑志既有墓志铭、买地券,也有诗碑、题记碑;既有圣旨碑,也有告谕碑、祭谕碑;既有画像碑,也有摩崖石刻。有些碑刻作品因其内容独特而备受后世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魅力仍不会衰减消失。例如原嵌于西昌川兴镇新民村三组的土地庙旧址内的《重修庙记》碑,碑文记载了在“嘉靖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年)地震”中,“斯庙倾颓”,尔后重新集资修复的过程。立碑时间为嘉靖丁巳(三十六年,1557年)夏,亦即该庙重修竣工之日。川兴镇地处邛海东岸,是这次强震的震中所在。此碑的记载,为确定此次强震的震中范围、裂度和当地受损情况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该碑即成为反映西昌明嘉靖十五年(1536)地震的三通碑刻之一,现陈列于泸山“西昌地震碑林”之中[194]。又如位于盐源县禄马堡平川铁矿电站对面南山上的“润盐古道”摩崖石刻,题刻者为嘉靖时的山阴进士朱簠。此石刻为阴刻,楷书中略带行书笔意,横排左行,字高40厘米,宽30厘米。平川镇南北二山夹峙,中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小溪,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西昌至云南丽江的必经之地,且因其地傍雅砻江天堑,历来为兵家必争的重镇。在崖刻下方约5米处,仍有明代修筑的古道遗迹,此摩崖石刻的保留,为再现通往南亚的这一古老的国际商道提供了文物实证[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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