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人画
经过宋元鼎革之后，在元朝统治的近百年中，江南绘画在全国跃居首位，四川绘画地位一落千丈。四川书画大家能在全国有一定地位的，只有以书学和文人山水画，以及鉴赏、理论为时所推重的虞集、邓文原、宇文公谅等人。在元代蜀人画作保存不多，宇文公谅的“墨笔山水条”，以及赵天泽的卷子和条幅扇面作品，原藏于故宫。《故宫书画集》第38期曾影印宇文公谅的“墨笔山水条”面世。
文人画在元代美术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发轫于北宋的文人画，历经南宋的传布，至元代已蔚为一大艺术潮流，到了明代，文人画则已成为主流的绘画艺术。在元人夏文彦的《图绘宝鉴》中，所辑录的画家多以文人山水、花鸟画为主。在其所搜辑的189人元代画家传记资料、列传、附传中，蜀人甚微[162]。在今人编纂的《元代画家史料汇编》所列的69篇70名画家中，与四川有关的仅二人，一为流寓江西的简天碧，一为先世在蜀的徐贲[163]。但据清嘉庆《四川通志》卷166引《图绘宝鉴》标明为“善画”的蜀人共13人：刘梦良，画梅，宗扬补之；华岳，善写山水；霍元镇，笔意规摹模董北苑、米南亭父子；朱裕，字敏道，画法师李成；李冲，字用之，画法师李成；陈立，尝画龙眠山图，虞集跋其后；刘耀，与丁野夫山水，学马远、夏珪；林士能，与同时蜀人王起宗、沈月田、吴梅山、李容瑾，画界画俱师王孤云；赵天泽，字监渊，善画梅。
图11-20 元刻《图绘宝鉴》书影
元、明画家徐贲（1335～1393），字幼文。先世为蜀人，后徙居吴（今苏州）。元末隐居蜀山。洪武七年（1374），以荐举给事中，官至河南左布政使，约在洪武十二三年，以事下狱死。工诗文书画，姜绍书《无声诗史》评其画风“清丽萧疏，倪云林之流亚也”。存世作品不多，《秋林草亭图》轴藏于上海博物馆，写山居生活，布局取法倪云林，简洁开阔，意境幽渺；《快雪时晴图》藏于故宫博物院，山石皴法及林木形态，则多取自郭熙，别具风貌[164]。
另据《蜀画史稿》引詹天衢《舒啸集》云：“高暹，蜀人，工画马，并善草书。”虞集在其《道园学古录》的题诗中，提到还有蜀人王庶，善画山水；虞集的表侄陈可立，诗书画有名于时，尤长于写真。
元朝覆灭之后，明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局面的措施，以巩固统治。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明代的文学艺术领域呈现发达局面，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异军突起，有较大的成就。而在明代画坛上，以绘画著称于世，且能自成一派的四川画家，数量并不太多。洪武、永乐时期，杨基、徐贲、王汝玉诸人最有名，他们工诗善书，又是丹青妙手，作品题材以山水竹石为主，基本上属于文人画的范畴。明代帝王和大臣的爱好和提倡，对于书法、绘画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如在四川，有一个名叫张一魁的画家，“性沉默，寡交游，画山水人物，俱臻神妙”。据《会理州志》记载，他就被蜀献王延至成都，为之“写新月图，境象澄清”[165]。另据记载，蜀人苏致中不仅擅长书法，而且精于画事，“山水师马远、郭熙，行笔如流而清雅高出，略不经意，天趣自然，人不可及”[166]。明清之际，则以吕潜为代表。潜字孔昭，遂宁人，吕大器之子，“善花草，用笔放纵，而不越矩矱，神气清朗可爱”[167]。清初，避地吴兴，以诗画自娱。
在书画理论方面，杨升庵的画论著述也是颇有建树的。在《丛书集成·升庵论画》中，杨升庵在继承前人画论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画家、画派与绘画理论、绘画技法等作了新的概括与发挥，颇有创说。如称，苏东坡的诗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杨升庵认为，此说画重视神采、诗重视韵味。然其言有片面性，不是正确精辟的理论。又如，过去论画家，一贯以顾长康、陆探微、张祖繇、吴道玄为四祖，他认为是误评了。杨升庵主张，应当以顾、陆、张、展（展子虔）为四祖。画家之四祖，如诗家之四祖（曹、刘、沈、谢）。阎立本就是画家之李白，吴道玄就是画家的杜甫。又如，画家对于画人物，必定“九朽一罢”，即经过多次修改，一次完毕。唯独周忘机不凭借于此，落笔便成，气韵生动。所以，他常告诉人说，书法同一道理，善书的人难道需要先草拟而后书写吗？杨升庵评价说，此“盖卓识也”[168]。
（二）壁画
在元代，由于统治者崇尚佛教，大兴佛寺，客观上为元代壁画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宣政院统计，全国就有佛教寺院24000余所。寺院经济兴盛，寺庙兴建越多，自然就产生了大量佛教绘画艺术。在迄今所存佛教壁画遗迹中，四川阆中永安寺是不可多得的一处。
阆中县永安寺现存有元代大殿一座，据大殿西山面椽栿上墨书“大元至顺四年”题记，知建于公元1333年。大殿西南，阔三间，进深三间，东壁和西壁均有彩绘壁画“天龙八部图”，两壁上都有至正戊子（1348）题记。壁画完成较建殿晚16年。壁画墨笔重彩，形象夸张。面部多用渲染，以显凹凸；衣服多用平涂法，间染明暗，总体风格略近宋画，但内在气势略显得局隘[169]。
明代宗教壁画以佛教内容为主，兼有将佛、儒、道和民间诸神相合一的水陆画。由于得到统治阶级的竭力提倡，上承宋元壁画的艺术成就，明代画师和工匠们尽显其才，创作了许多传世佳品。其中在四川的几处寺庙壁画不仅保存完整，而且表现了较高的造诣，其写实手法就是集宋元之大成者[170]。(www.xing528.com)
新津县观音寺位于新津县永兴场九莲山，距县城1公里，现存观音殿、毗卢殿。毗卢殿保存有壁画佛像12尊。据题记，壁画完成于成化四年（1468），为北京御用监匠监工绘制而成。两壁彩绘六铺壁画，每铺长3～3.33米，高3.15米，画分三层，上层绘飞天和天宫奇景，中层绘十二圆觉菩萨和二十四天尊，下层绘供养人像。画中人物刻画真实，形象生动，表现了不同的个性和气质。殿后壁画，在高4米、宽6米的背景上，绘制80多个世俗人物和仙佛鬼怪，以及亭台楼阁、山水草木等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场景。整个殿的壁画，其画法均采用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法，设色以石青、石绿、朱砂、珠粉填色，描金生漆勾勒。绘菩萨像用“铁线描”技法，线条明快，色调柔和。绘尊天像则用“兰叶描”和“铁线描”互用的技法，以夸张多变的造型，绘出他们性格各异、一人一面的神态。绘供养人用线更为豪放，人物造型更富于生活气息。画面布局疏密得当，层次分明，把天上、人间、神、人情趣融为一体，描绘得栩栩如生。它既是一套完整的通景式的连环画，又是每幅可以独立的艺术佳品[171]。
蓬溪县宝梵寺位于蓬溪县回龙乡，宋创建，名罗汉院，后废。据记载，宝梵寺从明正统二年（1437）开始重建大雄宝殿，到成化二年（1466）僧人清澄增建左右廊庑、山门，并绘制《西方境》壁画。大雄殿中有佛教故事藻井画64幅，东西两壁绘菩萨、尊者、供养人等，北壁绘佛像等。其中以《议赴佛会》为代表，人物生动，神情自如，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表情逼真传神。该寺壁画线条凝重而轻挺，色彩统一在冷色调中，沉着稳健，有宋元壁画风范，是蜀中明代壁画的上乘之作[172]。其中，《西方境》壁画现存10幅，除其中一幅为清代补绘外，其余拱眼壁画9幅，系成化二年（1466）绘制。10幅壁画共绘法像103人（其中女性12名），按职能尊卑，分主次绘制。壁画用线描彩绘，并附底色，线条施沥粉走金，笔调流畅，风格古朴。所绘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画中人物空间配有瑞光、祥云、寿松、灵泉，生动有致。大雄殿的全部绘画，画技卓越，画图有据。全部人物穿戴模拟唐、明两代汉化的僧衣和宫廷、民间服饰。法像姿态、表情、性格、动作均取材于人间现实，是我省明代壁画的佳作[173]。
图11-21 新津观音寺壁画
新繁龙藏寺位于新繁镇西4公里，始建于唐，初名慈惠庵。宋扩大为寺，更名龙藏，元末毁于兵火。明洪武四年（1371）重建。现存大雄宝殿建于明成化元年（1465），殿内保存有九铺壁画，取材于佛经。龙藏寺壁画绘制基本采用传统手法，工笔重彩，线描与沥粉相接合。颜料以石膏、石绿、朱砂、生漆、珍珠粉为主，色泽耐久不变。沥粉贴金，显得富丽辉煌，并富于立体感[174]。
图11-22 蓬溪宝梵寺壁画
图11-23 新繁龙藏寺大殿壁画
剑阁县觉苑寺位于剑阁城西43公里武连镇武侯坡下，于天顺初年（1457）重建。大雄宝殿内四壁彩绘壁画，共16铺，总长162米。左右壁画高3.5米，长147米。每铺作15～20个故事，墨书故事“四字图题”，绘有1740余个人物、208个故事。故事系取材于唐博士太原王勃撰《释迦如来成道记》等佛学著作中的佛本生故事。壁画取用工笔重彩、沥粉堆金铁线描的技法，运笔娴熟，色彩鲜明。壁画内容丰富，曲折感人，反映了社会哲理、人生真伪、善恶因果，以及宗教习俗、风土人情、宫廷生活、民间情调，为研究明代历史、社会、文化艺术、建筑、民俗服饰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75]。
此外，在四川与上述壁画艺术成就相近的还有广汉龙居寺等名刹。
除汉族地区的壁画艺术，四川康区的绘画艺术堪称不可多得的瑰宝。佛教自公元7世纪传入藏区开始，经历了初传、中兴、后弘等几个发展时期。到10世纪后弘时期，与佛教一同引进并得以恢弘的佛教艺术在藏区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绘画风格与流派。在众多画派中，这一时期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大著名绘画流派：门塘画派、钦孜画派和噶玛噶智画派。噶玛噶智画派形成于15世纪至16世纪，是由藏族大画师南喀扎西将西藏门塘画派与汉族的“丝塘”、印度青铜造像结合起来而创立的著名画派。该画派的三位杰出画师之一却扎西，一生主要在四川康区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唐卡和壁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保存在康区北部噶丹彭措林寺，其中包括一套48幅的噶举派世系画图、15幅本生故事和9幅康区最重要的竹巴噶举大师康珠生平的组画等[17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