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文坛上，以虞集宏才博学，著述甚丰，最负盛名，“平生为文万篇，藁存者十二三”[105]。除编修《经世大典》880卷外，另著有《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等传世。虞集为文最擅长典册之作，“一时大典咸出其手”，“每承诏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从容讽切，冀有感悟，承顾问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尽言，或随事规谏”[106]。随着他的官途显融，其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虞集为文，“著作法度谨严，辞指精核”，“粹然自成一家言”，以至当时“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获拱璧”[107]。虞集的碑文，逻辑严密，内容充实，叙事说理，为文繁富清丽，深为时人所称道，《元史》评价其在元代文学上的地位时指出：“集虽博洽，而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经纬弥给之妙，一寓诸文，蔼然庆历、干、淳风烈。”[108]
现代学者评述虞集散文的特点及其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说：“虞集生在元代一统天下的太平之世，其文颇能反映这个时期的统治思想。所谓元代盛世之文，他的作品最为典范。”[109]虞集的文风醇和典正，平易简洁，但他生活在元代比较稳定的时期，社会矛盾对他没有多少冲击，也没有多少现实人生的感慨，使得他的散文现实性不强，文气不足，而理学气重，台阁味浓[110]。虞集的学术特点决定了其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实用；建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111]以上这些论述，堪称精当公允。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一字匪石，人称素履先生，绵州（今绵阳）人。绵州古属巴西郡，因此后人称他为“邓巴西”。幼年随父亲徙居钱塘，在宋时参加流寓考试，在流寓蜀士中居第一。入元后，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为杭州路儒学正，后历官至集贤直学士。邓文原去世后，谥号“文肃”，有《巴西文集》两卷行世，收碑志记序70余篇。时人黄溍评价说：“公为文精深典雅，温润有体，确实而有征。诗尤简古而丽逸。”[112]
蒲道源（1260～1336），字得之，号顺斋，眉州青神人，后徙兴元南郑（今陕西汉中）。尝为郡学正，罢归。晚以遗逸征入翰林编修，进应奉，迁国子学博士。延祐七年（1320）辞归。起提举陕西儒学，不就。优游林泉，病卒。其遗文为《闲居丛稿》26卷，内诗赋8卷，杂文乐府18卷。黄溍称其“以性理之学为台阁之文，譬如良金美玉，不假锻炼雕琢，而光耀自不掩”[113]。
明代在四川长达270余年的统治期间，承平局面较久，因而文化的发展有突出的成绩，文史著述甚丰，在散文上也有长足的发展。明代巴蜀地区的散文具有作家多，题材、形式广的特点，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家有川西地区的杨慎，川东地区的邹智、张佳胤、王应熊等。(www.xing528.com)
杨慎在明代文坛上堪称博洽，一生著述最为宏富。《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杂著一百余种，并行于世。”他的好友简绍芳说：“其平生著述四百余种，散逸颇多。”[114]现存著述计约200余种。杨慎著述内容极为广泛，涉及天文地理、经史百家、典章制度、音韵训诂、诗词歌赋、稗官小说、音乐戏曲、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药星卜等等。所以，明人有云：“称博学饶著述者，无如用修。”[115]杨慎一生于文学用力最勤，诗、词、曲兼擅，留下了大量作品，成就最高。
邹智（1466～1491），字汝愚，合州（今重庆市合川）人。在政治上颇有抱负，敢于“品核公卿，裁量人物”[116]。明孝宗继位，以庶吉士身份上疏言事，公开指斥内阁的当权者万安、刘吉为小人，主张“欲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大衙门始”[117]，强调“扶阳抑阴”，希望朝廷进用正派官僚。刘吉唆使其党羽借故诬陷邹智，遂下诏狱，几被打死，但神情泰然，毫无畏惧。后谪广东石城所吏目，“闻陈献章讲道新会，往受业，自是学益粹”[118]。从思想渊源上讲，邹智属于白沙学派[119]。不过邹智注重个人修养，并没有走到“物我两忘”的地步，他推崇宋人胡瑗“德行为先，文艺为下”的观点，认为“德也者，得之于心之谓也；行也者，行之于身之谓也。使人而无心也，则可以无德；使人而无身也，则可以无行”[120]。根据邹智家贫苦学、不畏权贵、不怕险阻的实际表现来看，他的德行观也不是单纯追求独善其身，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的色彩，所以时人称其“才识亚于贾谊，志气类乎陈亮”[121]。邹智留存的著作不多，因为他仅仅活了26岁。他为合州《钓鱼城志》所写的跋文，深刻总结了宋末蒙古攻蜀灭宋的历史经验，全面剖析了四川的重要战略地位，表彰了为宋朝建功立业的将士，提出了“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的著名观点。最后该文针对宋朝灭亡的历史，不无感慨地说：“天时不齐，人事好乖，令人有千古不平之愤！”[122]深刻的历史观感，独到的哲学思考，使这篇不长的文字成为传世的散文经典之作。此外，他还有一些托物言志的散文，如《赏雪诗序》以“瑞雪兆丰年”引起，说：“无雪则无年，无年则天下忧。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有雪则有年，有年则天下乐。天下皆乐，吾独得不乐？”表达了他与大众同忧乐的志趣。他的散文有独特的风格，善用排比，多感慨之音；清劲平实，无空洞之言。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诗文多发于至性，不假修饰之功；虽间伤扑速而直气流逸，其感人者固在文字外矣。”
张佳胤（1526～1588），字肖甫，铜梁人。官至兵部尚书，总督前辽三边。他的军事才干曾受到张居正的赏识，而文学创作又深得王世贞的推重。张佳胤工诗文，自号“崌崃山人”，为“嘉靖七子”之一。当时，王世贞作为文坛领袖，他与王世贞相互呼应，对明代诗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佳胤“高才贵仕，兼而得之”[123]，有《崌崃山房集》65卷。他的散文才气十足，惜已亡佚。存世多为诗歌作品。
王应熊（？～1646），字非熊、春石，重庆府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天启元年（1621）出使四川。崇祯时升礼部侍郎、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后遭弹劾，返回巴县。明亡后，清军招降不受，逃往永宁山中，至仁怀（今贵州赤水县）土城抑郁病死。他博学多才，熟谙典故，其诗文、德行皆受曹学的影响。著有《雪程记》22卷、《涵园集》20卷。其散文今能见者，有《五福宫殿铭》。五福宫，位于重庆城西山顶，通远门侧，是城内登高胜地。其宫殿因天启元年（1621）奢崇明之乱被毁，十年不复。他接手复修后，于宫成时写下这篇铭文。此铭每句四言，叙描结合，融情于叙事之中，寓理在绘景之重，余音缈缈，令人思索[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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