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四川教育发展及经费来源

元、明更替之际，四川曾经遭受短暂的战火破坏。入明以后，四川地区社会经济继续恢复，且有所发展，但直到明朝中期，整个经济文化还没有恢复到宋代水平；较之当时的江南地区，显得发展步伐更加缓慢。这种情况，在明代四川学校教育发展上也有所体现。

元明之际，四川旧日校舍多已毁坏，洪武时方渐次修复。县一级以黔江（今重庆市黔江区）为例，正统六年（1441）培修县学，“先建明伦堂，次则二斋，次则门廊禀库，次则师生之舍、庖、湢之所”，据称“规模宏丽，有加于昔数倍”^[84]。府一级以顺庆为例，弘治十二年（1499），扩建府学，“悉撤其故屋”，“增立会讲堂，其后仍立会馔堂，各三间。会讲堂前当甬道之半，立御书楼，东西两偏各立号房四联，联为屋六间，皆西向。其两端有垣，垣有门，东西相向，以通出入。会馔东，立厨房三间，西，立仓房五间。此学之制也。若庙之南，有棂星门，故以木为之，及故无致斋之所，又神厨、神库与宰牧堂故在明伦（堂）之东北，于供祀不便；乃伐石为门，而于明伦两翼各立斋庐二间，及迁厨、库于东庑后之东北。此庙之制也”^[85]。学即儒学，庙即文庙；按照当时的体制，郡县必有学、有庙，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图11-12　明成都府学图

在明初，虽然朝廷有诏，天下学田，府学一千石，州学八百石，县学六百石，但此项规定各地并未认真执行^[86]。由于明朝政府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教育经费，学官俸禄在本地正供内开支，其余费用，则靠各地自行筹措，正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往往使学校陷入困境。成都乃四川之首府，弘治十三年（1500）扩建府学，此后70余年，一直无力维修，以致土墙倾圮，“学官僦屋而居”，“贫生露处号舍中”^[87]。万历六年（1578），知府耿定烽才主持修葺，其经费则“大半出耿侯俸钱，而父老子弟向方慕善，任劳宣力者，咸激于侯之义，故财不诎公帑”^[88]。嘉靖时，扩建新都县学，“食不出于头会，泉不出于口率”，而是来自所谓“罚锾”^[89]。综上可见，一为地方官捐俸，二为挪用罪囚缴纳赎金，三为本地士绅赞助，这就是明代地方教育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捐俸的目的全在于倡导，挪用的对象也可以不是赎金，但必须属于正供以外的项目，而且两者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所以，本地士绅的赞助才真正成为支撑地方教育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明代的学校教育载体，除设在南、北两京的国子监外，在地方还有府、州、县学，都司、卫所儒学以及书院。书院是一种高于蒙学程度，不列入国家学制的教育机构。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学宫大多败坏，书院便乘机取而代之。明代四川书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走向繁荣的。据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统计，在明代各朝所建的书院中，建于洪武时2所、永乐时1所、宣德时1所、正统时2所、景泰时1所、成化时11所、弘治时3所、嘉靖时19所、隆庆时5所、万历时6所、天启时2所、崇祯时1所，另有时间不详的9所。从这个统计中可见，明代书院的发展呈现前期发展缓慢、中期兴盛、后期停滞的轨迹。在从明太祖洪武到英宗天顺（1368～1464）的97年间，书院很少发展，建立的书院只有7所，占已知有具体时间的书院总数81所的8.6%；明宪宗成化（1465～1487）之后，书院逐渐振兴，到世宗嘉靖（1522～1566）年间极盛发展。从成化到神宗万历（1465～1620）的155年间，共建书院71所，占已知有具体时间的书院总数81所的87.7%；其中确知在嘉靖（1522～1566）45年间，即建有19所，占总数的21%。而天启、崇祯（1621～1644）的24年间，建立的书院只有3所，占已知有具体时间的书院总数81所的3.7%，书院的发展基本停止^[90]。(www.xing528.com)

明代的书院，“多以名贤遗址为之。其在蜀者，如北岩、紫岩、青莲、金华数书院，皆名人遗址”^[91]。其他如成都锦江书院，即系文翁石室故地。选择这类地方作为书院院址，一方面是表彰前贤，另一方面是鼓励后进，这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书院的规模一般包括讲堂、藏书楼和宿舍，还辟有祭祀场所，供奉与本地有关的著名学者和其他圣贤人物。除官办书院作为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外，也有民办书院性质的私人讲学组织。官办书院其在省一级，如大益书院，开办者大多为省级官员，其生徒是从全省各地选拔的；其在州一级，如邛州鹤山书院，由巡按御史出面，知州主持；其在县一级，如夹江县平川书院，为知县主持所建。明代官办书院中，除各级官员新建外，也恢复了一些当地旧有的著名书院，如宋代蒲江的鹤山书院、元代的绵竹紫岩书院等等。纵观这些官办书院，其特点是：书院由当地主要官员主持经办；州县书院需报上一级官府批准同意；书院所需经费主要由地方官府负责，也有的部分向当地人士募集；书院的经常性维持，主要看当时地方官员的重视程度和地方的经济文化条件^[92]。

除官办书院外，还有一些书院是由地方贤达个人兴办。据统计，在明代四川已知其办学体制的55所书院中，属于民办的书院有9所，占16.4%^[93]。例如南充金泉书院，即其乡人、明代大学士陈以勤所建。丰都平山书院初为邑绅杨孟瑛家塾，杨氏贵显后，改建书院，并吸收乡人子弟入学诵读。书院的山长不由上级任命，而是通过聘请产生的。在官学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需要接受封建政府的严格管理的背景下，民办书院在体制上比较独立，学术空气相对说来也比较浓厚一些。

值得提到的是，在明代四川书院发展史上，也曾经受到政府下令禁毁的影响。嘉靖十六年（1537）二月、十七年（1538）四月，明世宗先后诏令禁毁书院。从已知资料看不出四川地区书院受到什么影响。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任内阁首辅，再次对书院发起禁毁。这次禁毁书院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万历十年，1582）。据现有记载，在这次禁毁中，四川有两所书院明显受到影响。一所是成都府治的大益书院，另一所是邛州治的鹤山书院^[94]。明人耿定力在《大儒祠记》中写道：“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故相张江陵（指张居正）尽毁宇内书院，毋使诸生聚议，大益书院亦在毁中。诸儒木主尚存，弗祀也。”^[95]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虽然张居正已去世四五年，但其禁毁书院的影响依然存在，大益书院为此不得不改名为大儒祠，邛州书院不得不改名为鹤鸣公馆，由此可见其遗患之深远。

图11-13　学宫图（采自《三才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