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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四川教育:官学与书院恢复情况

时间:2023-08-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经过长期战争破坏之后,四川各地的学校、书院多已焚毁,亟待恢复。即使到了元代中后期,四川的官学、书院也还处于恢复重建之中。图11-11文翁石室,今为成都石室中学从各种零星记载数据表明,元代四川官学的恢复面比较宽,各地方官员较为重视。

元代四川教育:官学与书院恢复情况

元朝在平定江南后,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设江南各路儒学提举司。二十八年(1291),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这是元朝在其统治的江南地区恢复中国传统教育机构的开端。

元朝于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亡南宋,于次年统辖四川全境。经过长期战争破坏之后,四川各地的学校、书院多已焚毁,亟待恢复。元朝统治者在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同时,也注重尊崇儒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达到宋代的水平。即使到了元代中后期,四川的官学、书院也还处于恢复重建之中。

在元人文集中,保留了一些在四川的武将捐财助学的事迹。例如,纽璘坐镇成都时,曾请准以文翁石室、扬雄墨池、杜甫草堂皆列为学宫,并在草堂建书院3个,捐出私财在东南各地收购图书30万卷。又铸造礼器若干件,请奎章阁学士、蜀籍人虞集作记,此为四川恢复书院之始[71]契丹族“诗书名将”述律杰在四川经济复苏,文教亟待振兴之时,即捐出在成都的私宅以及在新都的田产150亩、家童20名,全力资助成都石室书院的修建[72]。此后,“至元中蜀始大定,休养生息,又且百年,城郭井里渐复其旧,富完安乐,粗为可观”[73]。到了元代中后期,四川各地兴建学校书院的情况也蔚然可观了。

图11-11 文翁石室,今为成都石室中学

从各种零星记载数据表明,元代四川官学的恢复面比较宽,各地方官员较为重视。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开士习之颓弊,教养道息,无以承流宣化,乃选秀民年二十上下者,复其身,补弟子员,定章程,树令于学,以明经治行为业”[74]。四川儒学提举谢晋贤“请复文翁石室为书院”,得到四川廉访使王守诚的支持,“论功居诸道最”[75]。此外,今据明正德《四川志》、清嘉庆《四川通志》引旧志等资料所述,各地因兴学重教而列入“名宦”供世人纪念的官员及事迹有:知郫县岳存中,“兴学校,人才,士称慕之”;知新繁李友庆,“修学校,礼师儒”;知绵州乐良,“作兴学校”;知合州张思恭,“建学兴士”;忠州达鲁花赤伯耀德,“劝农课士,修文庙,置学田,教化聿新”;知资州刘起昌,“劝导有方,农耕于勤,士兴于学”;知泸州安文宪,“兴学劝农,卓有异绩”;知纳溪王佑,“创建文庙,暇则集诸生讲论经史”;知眉州张文佳,“修栅头书院,立夫子庙,率士人春秋祀之”;知渠县刘仲逵,“作兴文教,鼎新学舍,学者至今颂之”;安岳县主簿苟日新,“立学校,以教士子”;峨眉县令姜宝,“振兴文教,士类宗仰”;云阳州同知李敦武,“兴学造士,有政声”;富顺知事,“补修文庙戟门,两庑置礼器笾豆,士民翕然称诵”;营山县令贾谦,“建学明伦,士民爱戴”;营山县教谕白希孟,“尽心启迪,不愧师表”;阆州主簿靳敏道,“修学劝农,政绩懋著”;夹江教谕冯衍,“建学育士”;云安判官冯旺,“兴学教士,后人怀之”[76]

另从四川官学、书院的建制规模看,一般庙学都有自己的学田。如成都在元初,学舍“倚席不讲,士子怠教,不能恒其业,盖授学田僻远未垦,所仰哺而然也”。继后又重新“步其地,得其亩,制其域,如市地法”。不久,“其利入,岁以为赡学永业,所输入廪,帅弟子有度,所司时其出纳焉”[77]。到元末至正年间,射洪县请求参照墨池、草堂、眉山例,创建书院,于县南重得芜闲官田300亩,以其收入供廪食,后定名为金华书院[78]。四川庙学的殿庭庑门的修建有一定的制式。如嘉定路教授鲜瑨为探寻“庙学三门之制”,“尝逾巴蜀,浮荆襄汉沔”,最后在绵州学瓦砾中,“得宋故石碑修学门记”。参考这一门制,嘉定府所建之庙学大门,才得以按照传统法度建成[79]。另据绵竹的紫岩书院的规模看,也是相当可观的,“地以亩计者二十,屋以楹计者二百有奇……凡学宫所需,靡不具。其先圣燕居堂,配以颜曾思孟,西向列坐,应图合礼。其制度精详,规抚宏敞,皆蜀所未有”[80]

据胡务的博士论文统计[81],在元代四川132个路府州县中,共有庙学89所,覆盖率达到67%,在全国九个行省中居第五位;庙学数量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属于元代新建的庙学14所,占元代庙学的15%左右。以下是四川行省各路(州)庙学分布统计表:(www.xing528.com)

表11-1 四川行省各路(州)庙学分布统计表

除官办学校外,元代私立书院也有较大的发展。建院时间明确、地址具体、设置人与办学性质清楚的元代书院,在胡昭曦的《四川书院史》中有详细记述,今引录如下:

表11-2 元代四川书院例表

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朝全国统一,交通发达,儒学在一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至元三十一年(1294)马湖土官总管汝作在府东半里处首建马湖路儒学。至正九年(1349)任翱任马湖路总管府同知,上任仅三日,即“谨谒宣圣,顾瞻庙庭”,为了使“摧圮卑陋”的文庙得以整新,带头捐己俸500缗,“士民感动,因助其不及”,共集资2000缗有奇。于是,“度材鸠工,陶瓦斵石,撤而新之”。新建的文庙,“栋宇峻起,如鸟斯革”,“如敞宏壮,坚丽于旧”,“是邦文物之盛,未有若今日之举者也”[82]。另据西昌文庙成化碑载,“建昌卫儒学创自有元,及今几二百年”[83]。此外,西昌的文昌宫也是元朝首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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