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1-4 来知德“太极图”书影
元明时期史学方面的成就，与宋代四川史学巅峰时期的史家队伍、著述、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主张与实践方面，也还是颇有特色的；在地方志的编写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使得这一时期问世的四川地方文献层出不穷。
在元代史学家的行列中，够得上全国水平的，是自称“蜀人”的虞集。虞集是元代中期著名的文史学家，他历仕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六朝，熟悉元初及各朝人事典故，主持修撰《经世大典》，供职国史馆，对元修辽、金、元三史提出过许多重要建议，是名副其实的朝廷史官。他撰写的碑文行状、序跋，收录在其《道园学古录》和《道园类稿》中，史料价值极为丰富。虞集的史学思想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出身儒学世家，五世祖是南宋宰相虞允文。他从小深受南方理学大师吴澄的影响，在治史上强调以王道德治作为标准。主持编撰《经世大典》，全书880卷，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等君事4篇，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等臣事6篇，其体例虽有仿唐宋会要之体，但也有其特出之处。每篇、每目之前皆有序录，往往介绍内容梗概，勾勒演变原委，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大典正文今已基本散佚，而完整保存下来的《经世大典序录》则为后世了解这部大典的内容梗概和元代典制的因革大事，为人们认识作者的思想留下了宝贵材料。《经世大典》虽为集体之作，但大典序录的作者为虞集是毫无疑问的。其主要证据是，在由苏天爵于元统二年（1334）编纂的《元文类》，以及他私人的著作《道园学古录》和《道园类稿》中，大典序文的作者均署名为虞集，而其时他仍然在世。总之，虞集的史学思想虽然带有程朱理学的明显烙印，但是他总结典制为经世治平之用的历史意识，以及历史借鉴和文献征实思想，促进了元代史学的发展，对元修三史有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在元代史学中的地位是值得肯定的[40]。
图11-5 费著《器物谱》附图(www.xing528.com)
在元代四川的史学著作中，以费著的一系列地方著述最为知名。费著（生卒不详），四川广都（今双流县）人，进士，授国子助教，历汉中廉访使，调重庆府总管。明玉珍攻城，著遁居犍为而卒。费著在元代有时名，博学多才。从他至正三年（1343）撰写的《成都府志·序》可知，“蜀宪官佐”尝修郡志，“搜访百至，得一二写本”。费著既曾“参稽订正”，参与编纂，故对“郡邑沿革与夫人物、风俗”搜访颇备。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使他有机会整理“编帙”前代仅存的郡志资料，所以现存九篇关于唐宋四川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况的重要文献：《岁华纪丽谱》《笺纸谱》《楮币谱》《氏族谱》《钱币谱》《蜀名画记》《蜀锦谱》《成都周公礼殿圣贤图考》《器物谱》，都署名为费著所撰。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九篇文献当为宋人的作品，不是费著写的[41]。虽然如此，但是费著确实对它们做过一番搜集整理工作，在今天宋、元四川地方文献均已散佚的情况下，其文献价值是十分宝贵的。如《岁华纪丽谱》述宋代成都地区民间游乐风俗之盛，是了解成都古代文化传统、社会风俗和历史地理变迁的珍贵资料。《蜀锦谱》和《笺纸谱》对四川古代最负盛名的手工业产品蜀锦和蜀纸的生产、加工源流和变迁，以及品种名目记述最为系统和详尽，为蜀锦、蜀纸研究者所必读。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70评价说：“《笺纸》《蜀锦》二谱，盖自汉唐以来，二物为蜀中所擅，而未有专述其源委者。著因风俗而及土产，稽求名品，胪列颇详，是亦足资考证者矣。”
明代四川作者撰写的史学著作，当以杨学可《明氏实录》最有特色。杨学可（生卒不详），新都人，名敏，以字行。元末，去云南昆明，“设皋比，讲论六经，名公贵人闻其言，多敬事之”。不久返川，明玉珍授以国子助教，“辞不就职”。明氏败亡后，又以宿儒身份赴京师，仍托病归蜀，“蜀士执经座下者无虚日，随其才教之，皆有造就”[42]，“由是先生之师道益彰于远近”。未几，受蜀藩王官邸召，为“国中士子矜式”。晚年，赐田于大安门之外、驷马桥北，门口书“流水画桥题柱客，清风精舍读书人”十四字，由此被士子从学者称为“清风先生”[43]。大夏政权的建立，是元明之际四川史上的一件大事，杨学可对此耳闻目睹，知之甚悉，乃撰《明氏实录》一卷，以存信史。其书内容包括明玉珍的家庭出身、起兵原由、入川经过、大夏政权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内部矛盾，等等，均可供参证。如果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记载还稍嫌简略，但是在洪武年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明氏实录》作者不以成败论是非，敢于对明氏兴亡始末作出比较完整和比较客观的记述，这又确乎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
在明代史学家的行列中，四川的杨慎是够得上全国水平的。杨慎自24岁授翰林修撰，断断续续在翰林院任职近12年。他大量阅读了历代史籍，其间还曾参与了修订《文献通考》、纂修《武宗实录》，实掌史职。大量的史学实践活动，使他积累了丰富的史学知识，形成了许多论史的著述。他的学生梁佐为他编订《丹铅总录》时，把这些文字汇为“史籍”一类，后来明代学者焦竑编《升庵外集》时又特立“史部”一类。这些文字有的考订、辨证史实，有的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的抒发自己读史的感想等等，反映了杨慎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
在史学思想方面，杨慎高度认识历史的重要性。他认为：“古今政治之盛衰，人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褒贬，故历代皆有国史。”[44]由于修史者的好恶不同，同一件史实，因为作者的观点不同，往往记述也大相径庭，因此“国史亦难信”[45]。为了求证历史的真实，他主张不仅可以“以经证史”、“以诗证史”，而且还可以旁求于野史、家传、墓志、小说以证史。杨慎在哲学思想上主张自然界万物皆变，运用这一观点观察历史，他认为社会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他反对“党往仇来，荣古陋今”[46]，坚持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在史学著述方面，经由杨慎编修的几部有关云南的史地著作，是值得重视的民族史著述。杨慎谪贬云南近40年，后半生的足迹几乎遍及云南全境。在云南想了解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历史，但深感少数民族史料的匮缺，于是他每到一处都深入民间，考察当地的山川形胜、历史文化，经过多年的积累，终于撰成《云南山川志》《滇载记》《滇程记》《滇候记》等专著。在民族偏见根深蒂固的明代，杨慎能够超越世人的狭隘民族观念，留意云南地方史料的搜集和编辑，为后世研究云南民族史留下大量有价值的珍贵资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47]。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